要害詞：孫伏園 古代文學 《語絲》
《語絲》創刊號首頁
一
1924年10月下旬，由于排好的稿件（即魯迅《我的掉戀》一詩）突遭晨報社代表總編纂劉勉己抽往，原《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憤而告退。在與周氏兄弟分辨商討后，他與章廷謙（川島）、李小峰等人決意不依靠任何報社，邀集友愛，另立異刊——此即古代中國有名的同人刊物《語絲》出生的故事。時至本日，聯合幾種相干報刊、手札、日誌等資料，其間的諸般現實及先后順序已可獲得較為明了的復原。
孫伏園于10月23日出晨報館，當夜“在川島處住一宿”，后兩日分辨造訪周作人、魯迅，[1]議定出書一種“周刊或旬刊”。[2]25日，川島開端向胡適等人寫信追求支撐和援助。[3]11月2日晚，孫伏園、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李小峰、章廷謙、顧頡剛等七人在東安市場開成北樓聚首，“語絲”之為刊名，“周刊”之為體系體例，與會者每人出資八元，都在此會上斷定。[4]首期稿件很快收齊，11月12日在《北京年夜學日刊》上登出了目次和訂價，預告將在“本月十七號出書”。[5]又據川島回想，同人們和承印該刊的北年夜自設印刷所商定，每周一出書的《語絲》須提早兩日印好，[6]是以它現實上15日就送到了魯迅（應當還有周作人）家中。越日，孫伏園等又從魯迅處收得十元為“刊資之助”。[7]
《語絲》之出刊既然起始于同人們對孫伏園突遭報館下級“侵奪文字之權”的不忿，[8]作為對應的軌制性后果，該刊成為“同人雜志”簡直是一種必定選擇。和同人們各自分管出書所需支出的出資方法相婚配，在投稿方面，他們也享有同等的權力。同人的“內稿”，編纂無權取舍，普通來稿必登；[9]而對于外來的稿件，則如周作人在發刊辭中所傳播鼓吹的：“至于主意上相反的群情則只好請其在別處頒發”，表現出必定的集團認識。[10]
清末平易近初以來的報刊，依據運營形式，年夜致可分為貿易報刊、機關刊物和同人雜志三種。貿易報刊多由書局報館出資承印，為撰稿者發放稿酬，重視名聲和經濟方面的好處尋求；機關刊物，供給經濟支撐的援助者多為學會、集團機構或某一政黨，出言發聲常為某種特定態度的顯示；同人雜志則較少或不依靠外界的經濟支撐，同人所有人全體出錢保持刊物的運營，是以較有文明幻想的尋求，而不甚在乎經濟報答，撰稿者往往也沒有稿酬可拿。[11]不外，此三者并不總能平行和平衡地成長，而往往跟著政治經濟“年夜周遭的狀況”和集團外部“小周遭的狀況”的變更此消彼長。
《語絲》尚未正式面世時，周作人致信胡適，對辦刊主旨略作說明，謂：“‘慨自’《新青年》《每周評論》不出以后，攻勢的刊物垂垂不見，殊有‘法統’中止之嘆，這回又想出來罵古道德、舊思惟，（即便王永江為外務部尚書也不論他，）且來做一做平易近六議員，想你也同意的吧。”[12]固然語帶戲謔，但他以進犯“古道德、舊思惟”為任務，自發將《語絲》放在新文明人自辦的含有“文明批駁”顏色的所謂“攻勢的刊物”的頭緒之中，以接續其未竟之業的意思是很顯然的。
從第3卷起改在北京編纂的《新青年》月刊，走的固然是同人雜志的門路，倒是借助上海群益書社的氣力印行的。[13]與此附近的是1923年胡適、高一涵等人籌備《盡力月報》，也由商務印書館應慨諾辦。借助書局成熟的營業運作和較為充足的本錢，新文明人的看法主意得以行遠，書局報館也是以申明益彰。只是如許的一起配合可以或許成立，一來需求刊物的掌管者與書局高層有極好的私情，方能取得充足的信賴和不受拘束；[14]二來主辦者須得有較高的社會位置和象征本錢，才幹以較強的議價才能抵抗住出書方過度的貿易訴求，保持住刊物的顏色。
《每周評論》創刊號首頁
繼《新青年》月刊而起，開辦于1918年末的《每周評論》周報，較之以上兩刊，其同人雜志的性質更為純潔，這很年夜水平上是由它的出書周期決議的。它的組織者、撰稿人和《新青年》為統一班底，同人集股出資，[15]自行租社址、跑印刷、作校訂，[17]初始目標就是為了補《新青年》出書周期較長，著重輸出學理，難以對實際政治情勢作出實時反映的缺乏。[16]當時和新文明人有一起配合關系的貿易書局多遠在滬上，不宜承辦短周期刊物，而《每周評論》編纂部設在陳獨秀的北年夜紅樓理科學長辦公室，刊行地點宣武門外的涇縣會館，地址較為集中，組織小而機動。當時在北京辦報并不簡易，印刷方面還能借勢李年夜釗和《晨報》印刷所的關系。[18]后來胡適、丁文江等人的《盡力周報》特為“談政治”而辦，和《每周評論》的旨趣有必定延續性，運作方法亦相似。
從《新青年》到《每周評論》和《盡力周報》，看似只是內在的體系體例和情勢的更動——由長周期（月刊）/“長文章”變為短周期（周刊）/“短文章”，由別人出資承印的貿易報刊與同人雜志的“雜糅”，轉型為“花本身的錢，說本身的話”的完整的同人雜志——卻和文章作風及言說姿勢由穩健平易的“說明學理”向直抒己見的“批駁現實”變更隱然相干。在此背后連續鼓蕩著的精力動力，大要是在京新文明人們試圖尋覓、借助，甚至干脆自造一個“自力正派的言論機關”，以完成對“混沌思惟”停止“透澈批駁”，[19]終至于影響和轉變社會的夙愿。和貿易報刊或機關刊物比擬，同人雜志或許才最合適這種不竭解脫各類約束、尋求充足談吐不受拘束的幻想。是以，肆言無忌的同人雜志與京中政治管控常常處于嚴重對立的狀況，自是料想中事。1919年8月，《每周評論》即因談吐“含過激派臭味”，為京師差人廳封禁。[20]作為另一份立意“談政治的報”，[21]《盡力周報》于1923年10月第75期后，再未持續出刊，雖有胡適南下，病體未復的斟酌，但這月曹錕以“賄選”就職中華平易近國年夜總同一事，形成了京中政治空氣絕後好轉，也是令胡適覺得“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田地，真可謂止了壁了”，“決意把《盡力》臨時復刊”的一年夜緣由。[22]前事尤其提示人們留意北洋軍閥當政時代干涉談吐出書的方法和特征——即與政局的治亂翻覆絕對應，政府在談吐管束方面也缺少穩固一向的政策，常隨一時政象的轉移而時緊時弛，或存或亡。
和30年月南京公民當局逐步成長出的一套較為細致緊密的書刊審查手腕分歧，北京政府普通很少在書註銷版前作文字內在的事務層面的干涉，而往往直接訴諸對生孩子、暢通等詳細環節的攪擾和損壞。[23]1922年胡適開辦《盡力周報》時，不單社址房主遭到壓力，還須幾回再三向差人廳進呈請求，聆受訓誡，方得經由過程；[24]1924年曹錕當政時代，差人廳對《胡適文存》《獨秀文存》，甚至一些非政論性書刊，均由“便衣偵察把一張禁書的書單傳給各書攤”，以非正式的方法損壞發賣。[25]報刊在向外地寄發的經過歷程中，也常有遭到截留的情形。[26]到了1926年，張作霖進主北京，更為粗魯和罕見的情勢，則是直接摧毀報館書局，將主事者或捕或殺。[27]1919年的《每周評論》，1920年的《新社會》旬刊，都被政府以各類來由封禁。[28]邵飄萍于1918年開辦《京報》，次年報社即因鞭撻安福系內閣被封。邵喬裝逃滬，僅以身免，俟安福系掉勢，乃卷土重來，將報紙停刊；然奉軍進京后仍遭槍決，《京報》及旗下各類副刊亦隨之崩潰冰銷。[29]他的例子最能見出20年月北京的談吐空間因主政的軍閥派系之風格差別而頻仍地舒張和壓縮的狀況。其改變之急劇，往往能從“百花怒放”一夜變為“萬馬齊喑”或相反。就像邵飄萍曾在直系、奉系、皖系以及馮玉祥的“公民軍”的勾心斗角中，一次次“應用軍閥間的牴觸機動機靈地取得了平安”，[30]京中每一次政治事變所形成的法統中止和年夜權旁落，都為常識人的談吐出書騰出了空間。
在《語絲》創刊前，《新青年》同人已于1920年前后產生決裂，該刊隨即遷滬，成為一份純潔的政黨刊物，《盡力周報》也壽僅年余而夭。在所謂“五四退潮”后的蕭條年代，京中由新文明人主辦，自力刊行的小型刊物并未幾見，依靠于貿易年夜報而存在的報紙副刊成為他們頒發談吐的未幾的主要渠道之一。這些年夜報社——如孫伏園所供職的晨報社——多有深摯的政治佈景和人脈資本，能為旗下刊物供給必定水平的呵護；而綜合性副刊多載學術、文藝等“非政治性”內在的事務的特色，也是它可以或許存活較久，未遭取消的主要緣由。
《晨報副刊》原由《晨報》第七版（偶然移至第五版）自力出來。該版在1920年7月孫伏園接編之前，由李年夜釗、張梓生先后擔任編纂，不載消息和政論，以與報紙正張相差別，代之以“名著”“論壇”“小說”“藝術談”等“嚴肅的學術性的文字”，也間有“浪閒談”等略具興趣性的欄目，顯示出與《北京日報》的《消閑錄》、《消息報》的《快樂林》等晚期純以幽默消閑為風格的副刊，兼有繼續與改革的雙重關系。[31]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孫氏被稱為“中國古代報紙副刊的改革者”。或允許以說，《晨報副刊》和其他數種同類型年夜報副刊，同時兼具貿易報刊、同人雜志和機關刊物三者的部門特徵。就其版面形制和出書方法來說，它自己就是貿易年夜報的一部門，或以普及性的迷信常識和興趣性的文藝資料文娛具有必定常識程度的受眾，或將報社喜愛的官場要人和文明精英的報告社論置諸篇首，增添分量。別的，它又因掌管者孫伏園等人的思惟偏向、編纂方法和以年夜學為基本構成的關系網，而可以或許超出于北京出書界在繁華和蕭條之間的擺蕩，為周氏兄弟、胡適、林語堂等新文明人供給一塊較為穩固的頒發場地。[32]在《語絲》開辦前，《晨報副刊》現實上是魯迅、周作人、錢玄劃一已經的《新青年》同人從小說、翻譯到論文、雜感等簡直一切類型文章的輸入之地。
不外，“投資者—經辦人”這對既彼此應用又彼此制約的關系，在這里仍然存在。《晨報副刊》從報紙正張中自力出來，從1921年10月12日起“擴大成為四開一張的小報”，是在那時的報社掌管者蒲伯英（殿俊）的提出下履行的。“晨報附刊”的名字，便是他提議孫伏園就教魯迅而得，而“晨報副鐫”仿漢磚字體的四字報頭也為蒲氏所題寫。可見兩人高低級之間，一起配合頗形融洽。[33]但是蒲伯英至1922年便不再擔負編纂事務，自次年2月更不履及報社，[34]晨報社乃由創社元老之一、平易近初提高黨議員劉崇佑（崧生）擔任，其堂侄劉勉己為代表總編纂。報社下層的人事情動，影響遂漸及人員、權柄甚至報刊的面孔。
1921年10月12日《晨報副刊》首頁
由于報紙副刊較為暗昧的成分特征，它與報紙的正張能否必定需求堅持分歧的偏向性或清楚的主從關系，原無必定，端看報社的詳細治理軌制，以及掌管者的處事風格和人際關系。如1933年曾為天津《至公報》主辦《小公園》副刊的陳紀瀅以為，副刊“必定是共同報紙自己的一種文字輔佐物”，與報紙消息應該“談吐一元化”；[35]《京報》館主邵飄萍則直陳，他“支援學術集團”創設副刊而不加干預，恰是使“一方面可以頒發研討之愛好，一方面可以增添報紙之聲光”，兩邊“買賣而退，各得其所”的“合作互利”之舉。[36]就《晨報》及其前身《晨鐘報》而言，它持久被目為“研討系”的機關報，但《晨報副刊》在孫伏園掌管下，并未表現出特殊光鮮的黨派顏色，[37]可見他對《晨報副刊》的編務，享有充足的自立權，而孫氏對此也習認為常，才會將劉勉己對本身原有權柄的干預引認為“生平未有的羞辱”。[38]在《晨報》新高層的眼里，孫伏園與其說是知根知底的人員，倒更近于自帶關系的傭兵。
在“抽稿事務”產生前，孫伏園應當就已感觸感染到了社內風向變更的征兆——是年7月，孫氏離京南下，《晨報副刊》由友人李小峰代編。李小峰受周作人文章的啟示，登載了本身所寫的“徐文長玩弄詞訟、包攬訴訟，是以被稱為惡訟師的故事”。當時劉崇佑為著名京津的年夜lawyer ，《晨報》頭版終年刊登著他的市場行銷，看到這些文章，“認為是對他有興趣的譏諷，在幾回會議上表現了不滿”。[39]劉氏叔侄與晨報館俱有魯迅所謂的“深關系”，非平常人員可比。也許恰是認識到本身獨編副刊，不受掣肘的局勢不再，孫伏園遂決計請辭離館。
論者常聯合晨報社的政黨佈景，將“抽稿事務”的產生說明為兩種對峙的政治權勢或思惟態度之爭概況化的成果。如李小峰在1956年就聯合1925年徐志摩受陳博生等人約請和陳源的激勵，接編《晨報副刊》一事，將此事描寫為給徐志摩“騰位子”而實行的蓄謀已久的排斥，顯然是歷經與“古代評論派”的論爭后，“倒放片子”而得出的在那時“政治對的”的論述，查無實據，不足為據。[40]平情而論，此事最為直接的緣由，是孫伏園在底本較為融洽同等的高低級關系中享有的副刊編纂權利，突遭新下級“侵奪”，為其自負所不克不及堪。此事再一次提醒，報刊自己的主意和談吐表達，除了遭到年夜的政治社會周遭的狀況影響外，受報館或書局一類“小配合體”的意志和興趣的感化或許更為直接。
廢棄《晨報副刊》這一傳統的頒發場地，當然解脫了報館的約束，但也意味著掉往了穩固維護，直接裸露在北京陰晴無定的政治天氣中。不外恰巧的是，《語絲》的出生正逢京中產生了繼1917年張勛復辟又遭驅趕后最年夜的一場政變。孫伏園至遲于1924年10月24日出晨報館，而在10月23日當天，底本奉令出京迎擊奉軍的馮玉祥忽然凱旅會議室出租回京，動員政變，顛覆曹錕當局，接收了北京。短短十數天內，馮氏接連發布“主意戰爭之通電”，驅趕清廢帝溥儀出宮，電邀孫中山北上議政。顛末一系列政治變更后，段祺瑞受各方擁戴，組織姑且當局，自號“在朝”，概況上與全平易近共憤的“武人當政”相切割，作出了“改新政治，與平易近更始”的開通姿勢，[41]京中氛圍一時轉為“靜謐”，[42]言論界和文明界也浮現出輕松活潑的狀況。曾為曹錕當局封禁的日報回生，也帶動了幾種按期刊物的發生。景梅九《國風日報》的解禁，使高長虹等人主辦的《狂飆》周刊和《世界語周刊》得以附于該報而問世；[43]而12月13日創刊的《古代評論》，雖準備“曾經半載”，于此時“才獲出書”，亦不為無因。[44]繼而至次年3月6日《大進》周刊、4月24日《莽原》周刊等“按期小刊物”先后出書，此時的出書界，已被論者評為“風起云涌，熱烈不成一世”了。[45]誠如高長虹所言：“這一次的政變與北京的出書界是很有關系的，政變以后，按期刊物很出了幾種，除五四時代外，怕沒有再那樣熱烈過吧？”[46]尤有興趣味的是，胡適開辦《盡力周報》，正值第一次直奉戰鬥如火如荼之際，該報之復刊又與曹錕賄選有關。而《語絲》開辦于第二次直奉戰鬥了結和曹錕倒臺之時，兩份同人刊物的起訖，恰成一組有興趣味的對比。《語絲》創刊之始，從組稿、付梓到刊行，純系同人自操自辦，雖未知其創刊時向有司立案的概況，但顯然未受刁難，可謂得時。不只這般，此事的另一向接后果，就是再次激活了新文明人譏彈時政、規戒世風的傳統，給這些應時而生的刊物幾多都打上了一層政治性的烙印。就以《語絲》后來的仇家《古代評論》而言，從持久準備到終極出刊，掌管者事後宣揚其顏色和定位，就經過的事況了由包括“性愛，影劇，文學，藝術，政治，社會，消息，寫真照像，上海俄羅斯及japan(日本)之通訊”等外容的“年夜雜燴”式的“古代周刊”，[47]到刊名有明白指向性，以“本著自力的精力，頒發無忌憚，無偏黨，無阿附的談吐”為標榜的《古代評論》的改變。這當然是開辦者們潛察政局、應時而變的成果。對于刊物的出生與當下時局的關系，他們如許描寫：“此刻他不先不后，合法干戈始戢，百廢待興的時辰，哇的一聲，發生出來，他應該覺醒他的義務是很嚴重的了。”[48]
《語絲》的情況與此相似，它固然是同人們舊有頒發場地的一件替換品，卻沒有簡略成為《晨報副刊》的“減少版”，而是很快表示出對時政議題的熱衷和會商核心的凝集。用周作人一年后總結這一階段時的話說，對于“溥儀出宮，孫中山往世等等年夜事務”，語絲同人都“年夜談而特談”，只是議論的方法與“以政治為個人工作”的專家有別罷了。[49]在這里，他所隱約針對并試圖與之相差別的，天然是以政法範疇學者為主體的“古代評論派”諸人。但他亦認可兩派所評論的都是關乎時政的話題，只是范圍有廣狹之別、態度有正側之殊罷了。這批均以評論性文字名世的周刊的鼓起，都沾恩于統一汗青過程——北京的談吐出書空間，由於“最為杰出的一場政變”而絕後地翻開，[50]克制同人雜志成長的最年夜阻力一時不復存在，以往被壓制在新文明人外部，從思惟態度、政治家數到性格志趣、教導佈景等各類方面的差別，也同時獲得開釋，甚至很快就在新的談吐場域中睜開了劇烈的派系斗爭。
在此意義上，孫伏園分開《晨報副刊》而另創《語絲》一事，固然只是偶發性的，卻由于隨后產生了反應著在京新文明人分化重組的連續串事務，而被人們追溯為此經過歷程的開始。在后見之明的映照下，此事之驟起仿佛也成了某種必定性的浮現。孫伏園去職數日后，章廷謙就在給胡適的信里，將工作說明為“兩種權勢不相容的緣故”，已有指人事沖突為派系排擠之意；[51]魯迅1929年末回想此事時，也捉住劉勉己的歐洲留學佈景加以誇大，為孫伏會議室出租園的往職找到了更為深遠的“謎底”。[52]田露、邱煥星等研討者則對幾個當事人的人際來往、文學咀嚼等信息加以“索隱”，以為此次沖突本源于“兩邊對文明理念和政治立場的分歧”。[53]在筆者看來，局中人的料想當然近于臆度，后來者的“誅心”亦似求之過深。相較激發此事的緣由，其招致的后果或更值得器重。
二
晚清以來，古代印刷裝訂技巧漸進中國。初時書、報外不雅尚難區分，顛末一段時光的演化，兩者漸相分別，可以視作裝幀款式的兩種典範。[54]僅以20世紀二三十年月的情形而言，前者文字量年夜，準備周期較長，開本小（32開較為廣泛）而頁數多，普通很少分欄；后者即事而生，逐日創新，開本年夜（普通為4開）而頁數少。在印刷技巧上，兩者實在沒有實質差別。除了丹青的印制需求應用銅鋅板外，文字均為鉛活字凸版印刷：先排好若干版面，匯為一全部印張鉅細，而后上機過紙刷墨。不外冊本還需加以裝訂，行將全部印張折疊為較小的版面，數冊堆疊，折縫一側為書脊，刷膠釘釘，包上封面，切往毛邊，方為製品——此即所謂“平裝”。[55]報紙則只需折疊，不用粘合裝訂，亦無封面。切邊后，每張紙可零丁掏出并攤開，于是在版面間構成了可供登載市場行銷和啟事的中縫。
作為按期刊物的雜志，隨出書周期之是非和文字量的幾多，其形制在“光譜”兩頭之間變動位置。普通來說，出書周期較長的刊物，月刊如《新青年》、《新潮》、《小說月報》，季刊如《淺草》，動輒數百頁，有封面，每頁少分欄，除了開本常取16開，較書略年夜外，其余均與書無異。而有留念性質的年刊年鑒，常取硬面平裝，則完整就是一本書了。日刊、周刊、旬刊和半月刊等短周期雜志，每次能征集的文字量小，頁數未幾，不易裝訂，故常取折疊的情勢，有時干脆不加封面，實近于報紙一系。戈公振以為，時人“差別報紙與雜志”，“多從外不雅著手，如報紙為折疊的，雜志為裝訂的”，是一種“皮相的看法”，站不住腳。[56]除了他從內在的事務著眼羅列的幾層次由外，短周期雜志經常只折疊而不裝訂的款式，自己就和報紙難以差別，應當也是緣由之一。
據周作人日誌，1924年11月2日初次同人聚首時，《語絲》作為“小周刊”的形制就被正式斷定上去，此后周作人也多以此稱之。[57]這個詞適當地描寫了該刊的形制特征及其全體視覺後果。《語絲》面世時為16開的冊頁，每期普通4張8版，現實上是由一年夜張2開紙折疊兩次而成。它的特別之處在于不切邊，拿得手之后，需求親手將底部的折痕裁開——這甚至形成了一些讀者的迷惑：留學回國后參加“語絲社”的林語堂，對于《語絲》、《大進》和其他“無論那一種一年夜張八頁的刊物”，宣稱“應用”了“最高的腦力”和“幾何的剖析”，仍是搞不懂裁切的方式，得不出對的的版面瀏覽次序，以致專門寫信向主編周作人訊問。其緣由就在于他是用讀普通“中文冊本”或“西洋書”的方式來對待它們的，而沒認識到這種裝訂情勢更接近報紙的譜系。這也意味著“小周刊”一類的短周期雜志，固然已有《新社會》旬刊、《向導》周刊、《燕年夜周刊》等為前導，其形制仍未在普通讀者的不雅念中獲得普及，直到1925年前后“《京報副刊》，《語絲》，《莽原》，《大進》等降生以后”，[58]才真正盛行起來。
1921年孫伏園攝于北京
魯迅、川島回想，《語絲》面世之初的詳細事務性任務，如“編纂、校訂、聯繫稿子、跑印刷所等事”，重要由孫伏園、李小峰和川島承當。三人同為北年夜結業，年齒輩分附近，私家關系也很密切。川島時任校長辦公室西文秘書，兼哲學系助教，暇時輒來相助。[59]李小峰當時沒有穩固支出，和孫伏園同為新潮社干事，常在北年夜一院的社內聚首，印制文藝叢書，摒擋后期社務，[60]所出勞力較多，后來以“新潮”“語絲”二社的出書物為基本，組建了北舊書局。[61]孫伏園在報界經歷最為豐盛，先后為《公民公報》和《晨報》編纂過副刊，為三人之主腦。盡管他不久后就在荊有麟和魯迅的推舉下改任《京報副刊》主編，[62]精神有所疏散，但假如說在《語絲》形制的奠基經過歷程中，他施展了較年夜的感化，應當是恰到好處的。
在12月5日《京報副刊》的創刊號上，孫伏園專有一文談他在決議刊物形制時的參照和考量，想來開辦《語絲》時就經過的事況過一回如許的經過歷程：
現有的日報附張或小報大略有四種式樣。第一種《不受拘束談》，《快樂林》，《小時報》等無論矣；時勢新報的《學燈》，北京晨報的副刊代表第二種；《向導》及平易近國日報的《覺醒》代表第三種；北年夜研討所的《歌謠周刊》，以及《綠波》，《狂飆》等代表第四種。第四種最好，惋惜印刷工人和讀者兩方面都不年夜習氣，所以只好暫緩采用。二三兩種之間，第二種似乎較好，但篇幅太年夜，合訂時翻閱很是未便。所以我們決議采第三種。但又頗以《覺醒》每行的字數為太多了，或許太費閱者眼光，所以兼采《語絲周刊》的短行制。
不外，還有一層要先向閱者講明的，此刻還有很多人看不慣《覺醒》和《語絲》一類的式樣，拿得手以后，倒來倒往的看了半天，終于看不出個所以然。此刻我在這里慎重講明，《京報》的愛讀者的案上，大略不至于不備一把小刀的罷，那么請君先裁開而后翻閱，便什么題目也沒有了。[63]
基于形制的類同，“舊文學”性質的休閑小報、顛末改進的日報副刊以及新文學集團掌管的周刊，都被孫伏園放在“日報附張或小報”的體系里。出于新文明人的價值成見，他先“天經地義”地摒除了第一種，將比對和選擇局限在新文明出書構成的“小傳統”外部。“第二種”的代表，8開本的《晨報副刊》固然已較它所依靠的4開年夜報為小，在孫氏看來，依然太年夜而不適于在合訂成冊后翻閱。“第三種”和“第四種”的諸刊物在開本和頁數上差異不年夜。所分歧者，“第四種”的三種刊物文字皆為橫行，這也許就是為孫伏園所觀賞的緣由，但他也認識到這一特征在付梓技巧和瀏覽習氣方面能夠碰到的阻力，于是只剩下“第三種”——1922年9月創刊于上海的中共黨刊《向導》周報，和《平易近國日報》的副刊《覺醒》。兩者在那時均為16開小冊，文字豎排，內頁版面分兩欄。[64]盡管這般，孫伏園猶嫌分欄少，每行字數多，“太費閱者眼光”。在對開本鉅細、文字標的目的、版面design都停止了細致挑選之后，剩下的倒是不在上述羅列之內，鉅細為16開，每期8頁，文字豎排，頁分三欄的《語絲》。在此，報紙副刊和“小周刊”的形制差異簡直完整耗費了。也可以說，《語絲》的形制，自己就是孫伏園和同人們在既有技巧前提下，對刊物各個層面的情勢要素都作了特別選擇的成果。
回溯《新青年》同人既往的辦刊經歷，《每周評論》和《盡力周報》為周刊，均從日報中脫化而來。前者在《晨報》印刷所制版和印刷，其形制亦與《晨報》年夜體雷同，只是每版由4開減少為8開。每期僅一年夜張，中縫印有市場行銷，每版依長邊分紅四欄，文字豎排，“國外（內）年夜事述評”“社論”等慣例欄目填充了版面的年夜部門。《盡力周報》形制全襲《每周評論》。此二刊原以評說時勢、規戒政象為主旨，宜乎出之以正年夜的儻論和短小的時評，和報紙更具親緣性。假如將《每周評論》看作一份報紙的話，那么普通安頓在中后版面的“隨感錄”“新文藝”等欄目便相似報紙的副刊——而副刊的泉源恰是寓“附于報尾以補版面之缺乏”之意的“報屁股”。[65]
某種水平上，1919年復刊的《每周評論》可以看作次年自力出來的《晨報副刊》的先聲。后者也是4開紙單張半數為4版，每頁四欄的報紙情勢，排版和欄目安頓卻年夜為機動，雖仍有“報告”“譯述”“迷信淺說”“衛生談”等常設欄目，但分布較為參差；“小說”和“戲劇”往往能占據至多三分之一的版面；在此二者之間，由“雜感”“論壇”“詩”等短小機動的欄目加以調解。編者偶然也會創設一些以作風定名的新欄目（如連載《阿Q正傳》的“高興話”），甚至有了因人設欄的情形（如周作人的專欄“本身的場地”）。在那時的中國報界，匯于一個總題之下，每篇各自自力的“專欄”仍是個新穎物事，是需求編者加以特殊先容的。[66]
《盡力周報》創刊號首頁
實在早在未出晨報館之時，孫伏園就不以《晨報副刊》的既無形制為知足。他固然一向表現堅辭《申報》的《不受拘束談》、《消息報》的《快樂林》等晚期報紙附張的幽默作風，卻又繼續了它們予讀者以興趣和放松的真精力。他以為，日報副刊“以興趣為先”乃是“中外報紙的慣例”：“本國報中稱為文藝部，天然是以興趣為主，中國報中如不受拘束談，快樂林，小時報之類，固然興趣比擬惡劣，講座場地有時反弄得極無興趣，但這是他們不了解什么是真的好興趣的緣故，應當諒解諒解他們”。作為對它們的拋棄，舊式報紙副刊應該成為“高級文娛的場合”。同時他也很明白，《晨報副刊》以及劃一位置的《時勢新報·學燈》和《平易近國日報·覺醒》都沒能做到這一點。他的辯護是，在中國“教導不發財”的“特別情況下”，副刊不得不累贅起向讀者普及知識的義務，“兼談哲學迷信”等“專門或通俗的學問”——其鋒芒所指，天然是“報告”“譯述”“迷信淺說”等較為嚴肅死板的欄目。並且副刊形制一經確立，便有其汗青的延續性，等閒難以變革，他于是等待呈現專門的雜志來分管這些內在的事務，以“使我們日報的附張卸除這個重任，仍然回應版主本來的位置”。向副刊中“不時預計孱進風趣味的資料”，是他試圖在部分做出轉變的編纂戰略。[67]
孫伏園所感得的題目在出書界有相當的廣泛性，戈公振亦謂：“當此社會裝備不完善之時，凡有文字常識者，舍讀日報副張以調理其頭腦外，幾別無文娛之可言。”他也認同報紙副刊應具有能令常識分子“調理頭腦”的文娛性，“以文藝為基本”，惹起讀者“研討之興味”。[68]而另一方面，有專門愛好的作者和讀者，也不會以在駁雜的綜合性副刊上占一小小篇幅為知足。為順應此需求，一些出書情勢應運而生，好比報紙副刊開端呈現日刊、周刊、旬刊的分化。《晨報副刊》自1923年6月1日起增開《文學旬刊》，由王統照主編，作為文學研討會的機關刊物和頒發場地，直接于出刊日替換底本《晨副》的版面。1925年4月1日劉勉己代編《晨報副刊》時，又增插《藝林旬刊》和《新少年旬刊》，10月1日起干脆將副刊編纂部門為日刊部和周刊部。日刊即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將板式由依長邊分四欄改為依寬邊分三欄，撤消了欄目稱號，如同撤除了衡宇內固有的墻面，代之以無差異的隔板，遂打破了本來各類話題、學科或文類在一期之內都能占一席之地的平衡狀況，使文字漸如水流，依主題和睦質的類似而趨回一處，綜合性年夜為削弱。底本占據三分之一版面、專門研究性較強的文字則依主題的分歧，分辨匯進周刊部的《國際》《社會》《家庭》三種周刊，此三刊由“正張各部部長分任撰述”。[69]其后，徐志摩又將本身經手后文藝性漸強的日刊版面騰出來開辦《詩鐫》和《劇刊》兩種周刊，更是依文類越分越細了。可見主事者雖分歧，調劑形制，加強副刊的自力性，削弱此中的“正張”顏色，適應文字“以類相從”的專門研究化趨向的看法則一。故戈公振察看稱：“且特別之報紙，如政治學術集團之機關報等，以及通俗日刊報紙之副張，均往往含有雜志的濃重顏色，可見二者漸相接近。”[70]
也就在這時，頗多附于日報出刊的“小周刊”開端涌現于北京出書界。它們多由文藝或學術集團和報館直接聯絡，再由后者代為印刷。如1924年11月9日高長虹等人在《國風日報》出書的《狂飆》周刊和《世界語周刊》，石評梅等人在《世界日報》辦的《婦女周刊》（1924年末）和《薔薇周刊》（1926年），《京報》旗下的《莽原》（1925年）《國語周刊》（1925年）及包含《文學周報》《大眾文藝》《戲劇周刊》《片子周刊》等在內的所謂“七種周刊”等。它們不單各有愛好和主意，從內在的事務上不復能看出和報館以及報紙正張的聯繫關係，並且形制也較為不受拘束，不用再與報紙正張完整分歧。甚至可以像《莽原》那樣，只要一部門附于《京報》發送，其他則零丁出售。[71]這既誇大了作為報紙副刊的周刊自己的自力價值，也是為了未來好裝訂成合訂本，作二次出售的斟酌。這或許反應了一種廣泛的瀏覽感到和加入我的最愛習氣，即出書物的內在情勢越近于書（開本減小，體積增厚）和遠于報（以片紙發布即時新聞，隨事而消），其內在的事務和思惟也就越具有值得永遠保留的價值。
盡管在形制上頗為類似，和這些專門性“小周刊”比擬，《語絲》仍有其奇特性。從作者組成下去說，它最後的十六名撰稿人多以和孫伏園的私家關系湊集在一路，橫跨兩個代際，各自的愛好關心和善於的創作文體不盡雷同，[72]不像那些多由際遇類似的文學青年構成的慎密小集團一樣，有前衛的藝術訴求或分歧的政治主意；[73]其“雜而不純”的性質，倒更接近《晨報副刊》《京報副刊》一類無既定主題的駁雜日刊。別的，這些作者的佈景年夜都偏于文藝，不務迷信、經濟、政法等“專門之學”，是以《語絲》也不用承當年夜報副刊那種普及迷信和知識的義務，反而最合于孫伏園對一份“幻想中的附張”的等待，在更高的層面上完成了從“副刊”向“小報”的復回。[74]風趣的是，周作人暮年向友人先容《語絲》，就謙虛地將它描述為：“該刊物系是報紙半張八折，亦是平凡小報，就是專門諷刺打鬥，遂至浪得虛名耳。”[75]在孫伏園這里，從《晨報副刊》到《京報副刊》的變更和《語絲》的出生是同步的。看似內在的形制題目，關系著他作為一個資深新文明報人、副刊編纂的媒體自發。
或許是由于遵守著類似的原始編纂假想，在外部版面的design上，《語絲》和《京報副刊》一樣，每頁分出三個橫欄，使每行字數削減到20，瀏覽起來更為輕松；撤消了詳細的欄目稱號，各類主題和文體的文字看似隨便地彼此接續。在這般無限的版面內設定花樣單一的文章，足以使編纂排版的匠心獲得最年夜水平的施展。更主要的是，這直不雅地轉達出一種擁堵、擾攘卻又前呼后擁、佈滿活力的視覺感觸感染，也就縮小了文字中存在的諷刺、唱和或辯難——這些都是《語絲》的讀者時常予以反應的。而作者自己也是讀者，跟著成分的來去轉化，由感觸感染催生的文字又會再次投進版面。副刊編者們不謀而合地認識到，文字的冗長、文章間迅捷的切換，往往與輕松、活躍、有新穎感、具安慰性的瀏覽感觸感染相連。[76]
不難懂得，在如許的氛圍之下，《語絲》上登載最多也最受接待，終極在文學史上留下印記的體裁為什么是短小的雜感、簡練的評論，以及含蘊深長的散文詩，而非動輒橫跨三五頁，需求連載數期的小說、腳本或學術論文。這種顛末改革的副刊形制，自己就潛伏地表現了對分歧體裁或迎或拒的差異立場。孫福熙回想，他和同窗“凡初接到《新青年》時，就翻閱書的末尾，先看隨感錄的文字”，此后從頭翻閱，讀的也多是這部門。其緣由就在于它篇幅的冗長，“使讀者不為時光與精力所限”，留下的印象反而“與此外長篇論文的位置一樣輕重”。[77]從這個角度來講，《語絲》全體都帶有“隨感”和“速寫”的風味，懷著“名山工作”的撰著心態為它供稿的寫作者生怕是未幾的。
堪尷尬刁難照的是，同為“小周刊”的《古代評論》，只是頁數增添了一倍，每頁分兩欄而非三欄，以傳統的方法穩固地劃分欄目，年夜體服從先“時勢短評”和政治經濟論文，后“小說”、學術文、“書評”和通訊的較為雍容的排布，市場行銷登在刊物的首尾頁面而非中縫，就遠于小報副刊的機動隨便，而近于月刊雜志的堂皇寬綽，天生了和《語絲》判然不同的視覺後果與瀏覽體驗。由于它每期都給創作設定了固定場地，文藝性也年夜為加強。魯迅就留意到，“《古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擬的側重于文藝”。[78]《古代評論》的成員組成頗為復雜，初始撰稿班組重要包含綜合月刊《承平洋》社社員發明社的部門成員，后來還“包容了十多個不雅點分歧的社團門戶的作家作品”。[79]該刊嚴厲的欄目劃分，某種水平上也是為了使愛好和主意懸殊的實力人物們可以或許“各司其職”而作的軌制分派。
《古代評論》創刊號內頁
別的，前已言之，《語絲》由位于北京年夜學第一院地下室內，北年夜出書部附設的小印刷所承印。此處原為印刷講授課本而設，同時也接外活。孫伏園和李小峰等作為后期新潮社的重要成員，和此處多有接觸。[80]在《語絲》之外，異樣由此處承印的刊物，前有1922年末北年夜歌謠研討會開辦的《歌謠周刊》，后有1925年創刊，由北年夜傳授徐旭生等人主辦的《大進》周刊。在《歌謠周刊》的排版由直行改為橫行之前，三種刊物形制上的分歧性是不言而喻的：均為16開小冊，每版依長邊分為三欄，文字外加黑框，頁眉處印有刊號、每日天期和版面序數，市場行銷登在中縫處，文字豎付梓刷。但一向之中也有些要害的分辨。《歌謠周刊》作為一份專門性較強的學術刊物，姑置非論；《語絲》和《大進》卻是常被放在一路比擬論列的。兩者最年夜的差別在于頭版的款式：《語絲》的頭版，錢玄同題寫的刊頭、地址、報費、市場行銷費等信息居于右上，簡明的目次格居于左下，其余為頭版註釋，形制全同副刊；《大進》的頭版更像是封面，自上至下，分辨由宏大的魏碑體報頭、每日天期刊號、疏朗的目次、通訊處和其他訂購信息組成，直到第25期，才呈現將內頁註釋摻進封面的情形。同時內頁也被“時勢短評”“虛生專欄”“通訊”等固定欄目切割開來，表現了擺脫報紙和副刊，模擬、接近月刊等長周期刊物的盡力。從這一點來說，《大進》的形制恰在《語絲》和《古代評論》之間。風趣的是，魯迅就以為，從內在的事務和作風來說，《大進》多“論一時的政象的文字”的特征近于《古代評論》，但就其愛發“很勇”的對抗性群情一點來說，又和《語絲》站在統一戰線。[81]刊物的形制和作風之間，竟存在這般有興趣味的對應關系。后者當然不只為前者這一單一原因所決議，但幾多可以闡明，在“日報副刊—小周刊—長周期雜志”的演化光譜中，刊物的形制并不是全然內在，與內涵的文章肌理、論說作風——或逕言之曰體裁——水米無干的“蘊藏室”式的存在。
《語絲》于1926年5月31日出到第81期時，停止了“特殊改進”，變為小32開的狹長小冊，有論者謂：“這種版式很是希奇，在刊物中可說是前無前人，后無來者。”[82]每期凡16頁，頁分兩欄，加添封面封底。多出的頁面上，除了刊名、刊號、目次之外，即是書刊市場行銷，以及北舊書局招股、遷址、促銷一類的貿易信息。我猜測，《語絲》此次改版，最年夜緣由當是本來的小報形制只要中縫可以或許登載貿易信息，已成難以衝破的慣例，對于成立不久、亟須經由過程宣揚以張年夜本身的出書方北舊書局來說不夠利用，干脆重整旗鼓，使此時行銷已廣、申明赫赫的《語絲》一刊潛伏的貿易價值得以施展。這般說成立，那么一些研討者以為到了上海時代才對該刊起“攪擾”感化的貿易斟酌，[83]實在早就影響到這份看似純潔的“同人雜志”的情勢層面。
“同人雜志”與“小周刊”是人們用來界定古代刊物體系體例的常用詞，借助這些標簽，人們仿佛就能輕盈地掌握住一份刊物的面孔。但是在詞與物的罅隙間，豐盈的汗青信息和物資情勢細節過于等閒地流掉了。抽象的“共相”背后，是有數變更不居、各如其面的“殊相”。詳細到每份刊物，其體系體例和形狀并不是自然和通明的，而是在時期風會、讀者興趣、物資技巧等前提的制約下，以及代代相延、迭有創新的出書實行中，不無偶爾地天生和被選擇，而后詳細奧妙地介入到該刊面孔的建構中來。換句話說，以《語絲》而論，固然它的出生只是數日間的事，可是使它得以成為我們明天所見到的樣子的或遠或近的構造性潛流，早就在涌動著了。
注釋：
[1] 《周作人日誌》中冊，鄭州：年夜象出書社，1998年，第407、408頁；
[2][7] 《魯迅選集》第15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第533、535頁。
[3][51] 1924年10月25日章廷謙致胡適函，《胡適交往手札選》，中國社1對1教學會迷信院近代史研討所中華平易近國史研討室編，北京：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13年，第194頁。
[4][8] 《顧頡剛日誌》第1卷，臺北：聯經出書工作股份無限公司，2007年，第548頁。
[5] 《思惟文藝按期刊語絲周報第一期目次》，《北京年夜學日刊》1924年11月2日第1567號。
[6] 川島：《憶魯迅師長教師和〈語絲〉》，《魯迅回想錄（散篇）》，魯迅博物館、魯迅研討室、《魯迅研討月刊》選編，北京：北京出書社，1997年，第269頁，原載《文藝報》1956年第16號。
[9][52] 魯迅：《我和〈語絲〉的一直》，《萌芽月刊》1930年2月1日第1卷第2期。
[10] 《發刊辭》，《語絲》1924年11月17日第1期。
[11] 陳平原：《思惟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討（上）》，《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2年第3期。
[12] 1924年11月13日周作人致胡適函，周作人：《與胡適書二通》，《周作人散文選集》第3卷，鐘叔河編訂，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第509頁。
[13] 汪原放：《亞東藏書樓與陳獨秀》，上海：學林出書社，2006年，第32–34頁。
[14] 商務印書館欲承辦《盡力月刊》時，對胡適等人不計較“盈利”而取“友情的輔助”立場，顯然與商務高層的張元濟、高夢旦等人和胡適的友情是分不開的。見1924年9月8日胡適致高一涵信稿，《胡適交往手札選》，第188–189頁。胡適與商務的持久關系，拜見陳達文：《胡適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與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573–600頁。
[15] 據金毓黻回想和周作人日誌，首先由同人各呈現洋五元，其后“每月助刊資三元”。見李家勇：《〈每周評論〉的運營初探》，《工會論壇》2010年第6卷第1期。
[16] 張申府：《憶守常》，《張申府文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國民出書社，2005年，第503頁。
[17] “看《新青年》的，不成不看《每周評論》。1 《新青年》里面都是長篇文章。《每周評論》多是短篇文章。2 《新青年》里面所說的，《每周評論》多半沒有。《每周評論》所說的，《新青年》里面也大要沒有。3 《新青年》是重在說明學理。《每周評論》是重在批駁現實。4《新青年》一月出一冊，來得慢。《每周評論》七天出一次，來得快。”（《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號）
[18] 《李年夜釗手札集》，周芳、李繼華、宋彬編注，北京：中國文史出書社，2015年，第72頁。李年夜釗曾任《晨鐘報》（《晨報》前身）總編纂。
[19] 胡適：《〈盡力〉的題目》，《晨報副刊》1924年9月12日。
[20] 《北京每周評論被封之因果》，《申報》1919年9月5日。
[21] 胡適：《我的岔路》，《盡力周報》1922年6月18日第7期。
[22] 胡適：《胡適之的來信》、《一年半的回想》，《盡力周報》1923年10月21日第75期。
[23] 拜見張克明編錄：《北洋當局查禁冊本、報刊、傳單目次（1912年7月–1928年3月）》，《天津社會迷信》1982年第5、6期。
[24] 《胡適日誌選集》第3冊，臺北：聯經出書工作股份無限公司，2004年，第420、436、487頁。
[25] 阮旡名：《文字之獄的黑影》，《中國新文壇秘錄》，上海：南強書局，1933年，第8–14頁。
[26] 魯迅在1927年9月說：“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整的”。他猜測，充公能夠產生在很多城市，北京自為其一。（魯迅：《扣絲雜感》，《語絲》1927年10月22日第154期）
[27] 羅志田指出，平易近國初年的北洋當局“年夜體尚秉承著歷代朝廷對唸書人的‘謙讓’”，至20年月中后期，張宗昌、張作霖等人乃一反舊則，“隨便捕殺記者、先生，嚴重損毀了北洋當局的統治基本”。（羅志田：《北伐前南北軍政格式的演化，1924–1926》，《激變時期的文明與政治》，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第253頁）
[28] 《新社會》旬刊于1920年5月1日出書第19號后不久，因涉嫌“否決當局”遭封禁，處事員亦被拘捕。見鄭振鐸1920年5月20日致張東蓀函，《時勢新報·學燈》1920年5月25日；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序》，《中國文學論集》，上海：開通書店，1934年，第2頁舞蹈教室。
[29] 見《東陰文史材料選輯》第2輯“邵飄萍史料專輯”所收諸文。（《東陰文史材料選輯》第2輯，中國國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東陽縣委員會文史材料任務委員會編，1985年）
[30] 杜鐘彬：《邵飄萍傳略》，《東陰文史材料選輯》第2輯“邵飄萍史料專輯”，第29頁。
[31][33] 孫伏園：《三十年前副刊回想》，《20世紀中國有名編纂出書家研討材料匯輯》第3輯，宋應離等編，開封：河南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第355、365頁，原載《文藝報》1950年第16期。
[32] 馮鐵著、史開國譯：《作為文學場地的報紙副刊——以〈晨報副刊〉（1921–1928）為例》，《江蘇教導師范學報（社會迷信）》2011年第27卷第6期。
[34] 《蒲伯英啟事》，《晨報》1923年6月30日。
[35] 陳紀瀅：《我們需求如何的副刊》，《中國報紙的副刊》，王文彬編，北京：中國文史出書社，1988年，第36–39頁。
[36] 飄萍：《“七種周刊”在消息學上之來由》，《京報副刊》1924年12月10日第6號。
[37] 田露：《20年月北京的文明空間：1919~1927年北京報紙副刊研討》，北京：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15年，第94頁。
[38] 伏園：《京副一周年》，《京報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號。
[39] 李小峰：《魯迅師長教師與〈語絲〉的出生》，《魯迅回想錄（散篇）》，第287–289頁，原載1956年10月11日《文報告請示》。關于此事，孫伏園和周作人都只回想到劉崇佑對周作人所作《徐文長的故事》的討厭，似不及李小峰所述直接詳細而近道理。（伏園：《京副一周年》，《京報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號；豈明：《答伏園論“語絲的體裁”》，《語絲》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李小峰所作《徐文長的故事》，刊《晨報副刊》1924年7月12日，簽名林蘭密斯。
[40] 李小峰：《魯迅師長教師與〈語絲〉的出生》，《魯迅回想錄（散篇）》，第286–288頁。田露亦有類似的見解（《20年月北京的文明空間：1919~1927年北京報紙副刊研討》，第85–92頁）。徐志摩受邀接編《晨報副刊》事，見徐志摩：《我為什么來辦我想怎么辦》，《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日。據此文，黃子美和陳博生力邀徐志摩接編《晨副》，事在1925年3月，而1924年黃子美提出徐辦副刊，只是“隨意說起”，且未明言此副刊就是《晨副》。
[41] 燕樹棠：《法統與反動》，《古代評論》1924年12月13日第1卷第1期。
[42] 1924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訊集》，孫玉蓉編注，上海：上海譯文出書社，2014年，第20頁。
[43] 廖久明：《高長虹年譜》，北京：國民出書社，2011年，第36頁。
[44] 《本刊啟事》，《古代評論》1924年12月13日第1卷第1期。
[45] 軒：《一年來國際按期出書物略述》，原載《唐山》旬刊，轉引自伏園：《一年來國際按期出書物略述補》，《京報副刊》1926年1月18–31日第388–401號。
[46] 高長虹：《走到出書界》之《1925，北京出書界情勢指掌圖》，《高長虹選集》第2卷，北京：中心編譯出書社，2010年，第194頁。
[47] 《北京年夜學日刊》1924年11月21、27日第1574、1579號。
[48] 《古代評論出書了！》，《北京年夜學日刊》1924年12月11日第1591號。
[49] 豈明：《答伏園論“語絲的體裁”》，《語絲》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0] 此語為北京的英文報紙《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1924年10月26日文章中對“北京政變”的評價。見莊士敦：《紫禁城的傍晚》，陳時偉等譯，濟南：山東畫報出書社，2007年，第297頁。
[53] 田露：《20年月北京的文明空間：1919~1927年北京報紙副刊研討》，第8592頁；邱煥星：《引火線：魯迅〈我的掉戀〉撤稿的背后》，《中國古代文學論叢》2016年第1期。
[54][56][68][70]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331、6、228頁。
[55] 王淮珠編《書刊裝訂工藝》，北京：印刷產業出書社，1988年，第21–22頁。
[57] 《周作人日誌》中冊，第408頁。周作人在致俞平伯、胡適的信中，以及在一些文章中，都以“小周刊”來指稱《語絲》。（周作人：《與胡適書二通》，《周作人散文選集》第3卷，第509頁；1924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訊集》，第18–20頁；豈明：《答伏園論“語絲的體裁”》，《語絲》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8] 林玉堂：《語絲的文體》，《語絲》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9] 袁良駿：《川島師長教師生平著作簡表》，《川島全集》，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4年，第136–142頁。
[60][80]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材料選輯》第61輯，北京：文史材料出書社，1982年，第123、86頁。
[61] 北舊書局成立于1925年2月間。（《北舊書局股份無限公司招股章程》，《語絲》1926年10月9日第100期）初由李小峰、孫伏園合辦，后來孫因事退股，事權財權遂漸集于李小峰及其支屬之手。見陳樹萍：《北舊書局年夜事記》，《北舊書局與中國古代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237–240頁。
[62] 荊有麟：《魯迅回想斷片》之《〈京報〉的突起》，《魯迅回想錄（專著）》，魯迅博物館、魯迅研討室、《魯迅研討月刊》選編，北京：北京出書社，1997年，第183–189頁。陳子善猜測，荊有麟向孫伏園轉達邵飄萍的約請，約在1924年11月24日前后。（陳子善：《〈京報副刊〉影印本序》，《新文學史料》2016年第3期）
[63] 記者：《〈京副〉的式樣》，《京報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1號。
[64] 《平易近國日報·覺醒》1919年創刊于上海，1931年復刊。在這般長的出書時代內，形制有屢次變革，此處僅言1924年末時的情形。
[65] 吳永貴和林英留意到，《每周報刊》絕對于曩昔的報刊，已有了“一個主要前言情勢立異”：“一張四開紙的對疊，省卻了裝訂的工序，繁複易行，內在的事務不用太多，貴在趨時，知足人們對報紙的時效性等待；同時各欄目板塊燦然清楚，主題指向明白，篇幅短小精幹，重在說理，知足人們對期刊的縱深性請求。”他們以為，該形制發生了輻射性后果：繼起的《語絲》《盡力周報》《湘江評論》等刊，“都有著與《每周評論》面貌類似的文本樣貌”。（吳永貴、林英：《〈每周評論〉的前言空間與評論維度》，《中國編纂》2018年第2期）
[66][67] 記者：《編余閑話三則》，《晨報副刊》1922年11月11日。
[69] 《學藝部啟事》，《晨報副刊》1925年9月30日。
[71][81] 1925年5月30日、3月31日魯迅致許廣平函，《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6卷，第241、146頁。
[72] 這十六位“持久撰稿”的作者是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林語堂、魯迅、川島、孫斐君（斐君密斯）、王品青、章衣萍、吳曙天（曙天密斯）、孫伏園、李小峰、馮沅君（淦密斯）、顧頡剛、春臺、蔡漱六（林蘭密斯）。見川島：《憶魯迅師長教師和〈語絲〉》，《魯迅回想錄（散篇）》，第286頁。
[73] 姜濤：《從綠波社到無須社——“文學青年”的聚合、地位及人格外型》，《公寓里的塔：1920年月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114–150頁。
[74] 記者：《幻想中的日報附張》，《京報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1號。這篇文章里諷刺的“誠實不客套的會商無線電的學問”，指的應當就是那時陳秉騏在孫的老店主《晨報副刊》連載的《無線電通訊間隔之研討》，可見孫伏園開辦《語絲》和《京副》，從一開端就是以《晨副》為他者的。
[75] 1960年12月13日周作人致鮑耀明函，《周作人與鮑耀明通訊集》，開封：河南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第6頁。該函未署年代，此書編者以為寫于8月，誤。
[76] 孟超以為，副刊應以“幽默、輕松、短小精幹、令人著迷的筆調”來轉達思惟和議論題目；卜少夫比擬中日報紙的差異，以為日文報紙“無論在戰前以及戰時，都比我們的紙面上所顯示的要活躍活潑得多”，其緣由“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除多用銅鋅版，編排花式多一點以外，那就是文章短與標題多。”胡喬木則以為，副刊上的文章“寫得愈長看得越少”，甚至將“短些！再短些！”的寫作號令與“群眾不雅點”聯絡接觸到一路。見孟超：《副刊的興趣性》，卜少夫：《副刊的情勢與內在的事務》，胡喬木：《短些！再短些！》，王文彬編：《中國報紙的副刊》，第34、47、59–60頁。
[77] 春苔：《閑話與草畫》，《北新》1926年11月3日第13期。
[78] 魯迅：《〈中國新文學年夜系〉小說二集序》，《魯迅選集》第6卷，第253–254、258頁。
[79] 黃裔：《追根究底：重探古代評論派》，《中國文學研討》1991年第4期。
[82] 史蟫：《記語絲社》，《文友》1943年7月15日第1卷第5期。
[83] 趙林：《多元語境制約下的〈語絲〉周刊》，《山西師年夜學報（社會迷信版）》2008年第35卷第3期。
（轉錄發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大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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