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925年35歲 誕辰存照
鄒韜奮致胡適信札 1927年11月10日
鄒韜奮（1895—1944，原名鄒恩潤）這個名字，著名度是很高的。后世讀者無論能否熟習其人其事，至多也是聽聞過的。曾聳立于北京東城區美術館東街22號的三聯韜奮書店，一度曾是北京甚至全部中國的文明地標之一，這里是唸書人與愛書人的“朝圣”之地。
至于胡適的名號，稍稍清楚“新文學”與“新文明”活動的讀者，也年夜多知曉。但是，鄒韜奮與胡適之間的來往，畢竟能否親密，又畢竟有何業績可圈可點，卻似乎并沒有幾多研討者追蹤關心過。
究其緣由，無非是胡適早年“暴得年夜名”，而鄒韜奮則教學成名較晚，二人年紀上雖只相差四歲，可在生涯際遇與工作途徑上卻差別頗年夜，看似沒有太多的交集，也確切沒有留下什么可資探研的史料文獻。
不外，作為著名記者的鄒韜奮，與作為有名學者的胡適，已經有過一次面臨面的專訪，且此次專訪內在的事務還被轟轟烈烈地頒發在了鄒氏掌管的上海《生涯》周刊之上。僅據筆者所見，這應該是今朝所知的，二人來往中獨一一次有公共文獻記錄的業績。
試想，在1920—1940年月，阿誰以結識、議論胡適其人其思其意向為時髦的公共文明圈子里，作為媒體任務者的鄒韜奮，在終于獲見并專訪其人之后，也應該是可以不無自得地向業界同仁侃一侃“我的伴侶胡適之”之類的話語了罷。固然，這不外是“韜奮”與“適之”的一面之緣罷了。
1927年11月10日鄒韜奮致信胡適商定專訪
1926年10月，鄒韜奮開端掌管上海《生涯》周刊編纂任務，終于得以從事本身求之不得的消息出書任務。他決議依據社會和讀者需求，從內在的事務到情勢，對《生涯》周刊停止一次年夜幅度的改革，并斷定該刊的主旨為“暗示人生涵養，喚起辦事精力，力謀社會改革”。而此時的胡適，正在環游英美列國，忙著講學與考核，直至1927年5月回國，迅即又在上海與徐志摩等人開辦了新月書店。
1927年11月10日，鄒韜奮向那時暫寓上海的胡適寫了一封信，一方面表達敬佩之意，另一方面也表現盼望對其停止一次專訪。信文如下：
適之師長教師：
久切心儀，無緣識荊，至認為悵。為著《生涯》周刊的工作，我很想和師長教師作幾分鐘的說話。因知師長教師事忙，未敢唐突。倘蒙見許，請告我一個時光。
《生涯》周刊的讀者好幾回惹起精力物資之爭，我們要想把年夜著《我們對于西洋與近代文明的立場》一文在《生涯》里轉錄發載一下，以餉讀者，未知能蒙許否。祝你健康。
鄒恩潤上
十六·十一·十
一通短札，既要約談，還要約稿，鄒韜奮對胡適的推許，溢于言表。字里行間，都不丟臉到，無論是出于小我思惟態度上的契合，仍是出于《生涯》周刊辦刊主旨上的契合，掌管刊物編纂未久的鄒韜奮，對于專訪胡適一事，都是既感高興衝動，復又慎重其事的。
現實上，早在鄒氏致信胡適四個多月之前，《生涯》周刊曾經刊發過《胡適之師長教師比來回國后的談吐》（1927年6月26日），只不外，這是轉發原載于《年夜陸報》的報道，還不是《生涯》周刊的獨家報道。即使這般，轉錄發載刊發之后，讀者反應熱鬧，也一度激發熱議。是以，鄒氏致信胡適懇求專訪一事，若能實行，則將是《生涯》周刊的首篇“獨家”報道，此舉對刊物自己的成長，天然是有著很好的推進力的。
1927年11月16日鄒韜奮專訪胡適撰發長文
1927年12月4日，《生涯》周刊第三卷第五期印發。這一期刊物頭版，奪目地刊載著“拜訪胡適之師長教師記”的題目。往后翻看，竟有足足三個整版的專訪內在的事務，且圖文并茂，很是活潑可不雅。受篇幅所限，僅摘錄部門內在的事務如下：
拜訪胡適之師長教師記
預定
我先幾天寫一封信云商定晤談時光，承他回信說：“我下戰書在家時多，極盼來談，最好先打德律風（西，六九一二）一問。”我在十六日下戰書便打一個德律風給他，承他勤勤奮懇的唆使如何乘二路電車，到了靜安寺路頭，走幾分鐘走到“四十九號A”就到了，不外不是沿馬路的，是要轉灣到一個弄子里面往的。
……
怕消息記者！
我說話的時辰，從衣袋里拿出一本小簿子，抽出一支自來水筆，胡師長教師看了笑著說道：“你不要做消息記者的樣子！我看見這種消息記者的樣子，心里有點懼怕！”我也年夜笑答道：“你不關鍵怕，我明天是專為《生涯》來看你師長教師的，所以把要問的話，略為備了一點‘綱領’；一則可以有些體系，二則可以節儉時光。”
對于本刊的看法我先把本刊的主旨告知他，并說你師長教師已經說過，少談主義，多研討題目，本刊是要少發空話，多論述風趣味有價值的現實，要請你加以實在的批駁與領導。胡師長教師說：“《生涯》周刊，我每期都看的。選材很精，辦得很是之好。”說到這里，更慎重的聲名：“我歷來對于出書物是不願等閒奉承的，這是其實的話……我并聽得很多人都稱賞《生涯》周刊。”
……
此刻的日常生涯
我問師長教師此刻逐日做什么事？他說每禮拜在光華年夜學傳授三小時，在東吳法科年夜學傳授三小時，這兩個處所每禮拜里就費了他四個上午。此外都在家里著書。我問天天大要著幾多字？他說，“紛歧定，像前幾天的四天里面，連做三篇序，都很長，逐日約三千字至六千字。昨天便玩了一天。”我感到這種生涯倒也舒暢，著作得起勁的時辰，就做；做得費勁興奮歇歇，就玩個一天。可是這也看大家所處交流的情境，不克不及一概論的。
對于中國的察看
后問師長教師對于中國前程的察看，有何看法頒發。他笑著說道：“我不談政治。”我說撇開政治而談社會，我感到近年來我國社會在思惟方面確有提高，你認為若何？他說：“近年來我國社會確有提高。只需有五年的戰爭，中國便年夜有可為。”
天職人物
我說列國在思惟界總有一二核心分子，我盼望胡師長教師在我國也做一位核心分子。他說：“我不要做年夜人物。”我進一個步驟問他：“那末要做什么人物？”他說：“要做天職人物，死力成長本身的優點，防止本身的長處……同心同德，各展其長，是真正的救國。”
盡力
我此次費了胡師長教師三刻鐘，承他姑且替《生涯》周刊寫了一張古的古詩（即本期所刊墨跡），最后我問他討了一張自己相片和一張家庭相片，興辭而別。告別的時辰，胡師長教師還說他很信服《生涯》周刊的盡力精力。
平易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晚十一時記。
這篇專訪報道，有著近三千字的篇幅，但無非常明白的采訪主題，更像是鄒、胡二人初晤時的閑聊。全部專訪經過歷程，輕松適意，友愛親熱。
值得一提的是，報道中所附胡適肖像照片，應該是胡適自己比擬愛好的一張“尺度照”。這張照片，拍攝于1925年12月17日，即胡適35歲誕辰當天所攝。那時，胡適贈予友朋的小我照片，多取用這一張。后來胡適出任上海中國公黌舍長時，在黌舍內刊留念冊上刊印的校長肖像照片，也選用了這張照片。直至十年之后，1935年林語堂主編的《人世世》雜志，編印《二十古人志》時，拔取的胡適肖像照片，依然仍是這一張。
至于那一幅胡適手書的“古的古詩”，乃是初唐王梵志的詩；因其為禪僧，喜用口語作詩，正合胡適所推重的“口語文學”旨趣。所以，胡適手書一幅贈刊，以示表揚“口語文學”之意。
需求闡明的是，這一首古詩，胡適生前很是愛好，曾題寫過屢次，用于贈予友人。后來，胡適于1934年開端，發愿從中國古詩中選注“天天一首詩”，希冀從中甄選出文詞簡明又品德高明的好詩。這項任務歷時十八年之久，中心顛末屢次增刪，至1952年時選定了一百零五首（1960年在臺灣修訂脫稿），而王梵志此詩，就列于首位。
專訪之前：鄒韜奮投稿無果 連連致信胡適催問
記得幾年前，在某次拍賣會上，有一通鄒氏致胡適信函上拍瑜伽場地。若此函確為真品，那么，鄒氏致胡適的通訊，將從今朝已知的兩通，增添為三通。僅就拍賣圖錄所見，函件原文如下：
適之師長教師：上年十仲春底寄由師長教師轉交世界叢書社拙譯杜著稿件一束，至今兩個多瑜伽教室月了，未得一點新聞。現寄上郵票非常，如該社不收此稿，請師長教師即為寄還。如師長教師并未收到，亦請寫幾個字告知我。那時此稿是用掛號付寄，得信后可往郵局查詢查的。如該社認為可用，也看示及，我便把全書寄上。總之，請師長教師清楚見教，免我如陷五里霧中。
祝你健適。
鄒恩潤上 三月旬日
據信文內在的事務，約略可知鄒氏曾委托胡適，向世界叢書社轉交一部譯稿，追求出書。但是，兩個多月之后，卻沒有收到出書社方面的任何新聞。是以，鄒氏致信胡適，盼望能為之探知明白新聞。鄒氏在信中表現，若出書社不消其稿，請即寄還，還在信文之末粘貼了用于回郵的郵票兩枚。
現實上，在此信收回約兩周之前，鄒氏早已致信胡適，同是為此譯稿出書的事，催問過一次了。這一通寫于2月28日的信札，已支出《胡適遺稿及秘躲手札》第38冊，即為今朝已知的鄒氏致胡適兩通訊札之一。為便于考述，轉錄信文如下：
適之師長教師：上年十仲春下旬由郵掛號寄上拙譯《平易近治與教導》第一章，備世界叢書社採擇。兩月之久，未得該社覆示。未知收到否，甚認為念，特此來詢，尚乞示及為感。此請
著安。
鄒恩潤上 仲春廿八日
兩通訊文合在一路解讀，昔時鄒氏投稿未果，連連致信胡適催問的情況，曾經呼之欲出。那么，這兩通訊札畢竟寫于何時呢？
鄒韜奮譯述《平易近本主義與教導》之出書過程
起首，鄒氏寫于2月28日的信中，曾說起譯稿名為《平易近治與教導》，3月10日的信中又說起“拙譯杜著”如此，可知此“杜著”，即美國有名學者，胡適的年夜學導師杜威（John De1對1教學wy，1859—1952）所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此書乃杜威名著，1916年3月第一版于美國紐約，早已被中國粹界所追蹤關心。1919年杜威訪華前后，此書更是被廣為宣揚，蔡元培、胡適、陶行知、蔣夢麟等紛紜撰文先容或說起。不外，此時此書尚無中文全譯本問世，對此書的中文譯名也各不雷同，譯者也都互不相讓。
譬如，1919年3月，陶行知率先在上海《時報·教導周刊》上撰發《先容杜威師長教師的教導學說》，將此書書名譯為“布衣主義的教導”。同年4月，胡適在北京《新教導》雜志上撰發論文《杜威的教導哲學》，文中又將此書書名譯為“布衣主義與教導”。
“Democracy”（平易近主主義）一詞，自陶行知與胡適譯為“布衣主義”之后，獲得國際學界所廣泛承認。1922年9月，此書中文全譯本問世，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書，命名即為《布衣主義與教導》，一經出書，迅即為社會各界所追蹤關心，儼然已為杜著中譯之“定本”。
簡直與陶行知、胡適等人同時接觸到杜威學說的鄒韜奮，在阿誰時期的學術潮水之中，卻有著本身奇特的評判目光與嚴厲的譯介尺度。早至1919年，已對《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有所清楚的鄒韜奮，行將原著的中文譯名定為“德謨克拉西與教導”，發意要所有的譯出此書。在這里，鄒氏將“Democracy”一詞，直接音譯為“德謨克拉西”（即五四活動時代的所謂“德師長教師”），而不采取“布衣主義”的意譯之法。
同年4月，《教導潮》雜志創刊號上刊發的《記杜威博士》一文中，亦將杜著中譯稱號定為“德謨克拉西與教導”，與鄒氏譯名不約而合。這一年，尚在上海圣約翰年夜學就讀的鄒韜奮，已譯出此書前四章。1920年1月，鄒韜奮將已譯出的前四章，分辨投至《新中國》雜志，并于該雜志同年1、4、7、8月各期頒發。這一年，鄒氏還致信陶行知，請其檢閱校對譯本。
1921年，全書初稿譯畢，鄒氏又將各章內在的事務摘要，集為一篇論文，題為《平易近治與教導》，于同年12月15日，頒發于上海《時勢新報·學燈》之上。七年之后，1928年3月，商務印書館終于出書了鄒恩潤譯述、陶行知校正的杜著中文全譯本，命名為《平易近本主義與教導》。據考，鄒譯本加倍體系周全，出書之后影響日漸擴展，逐步替換了一切晚期譯介版本。
1929年10月，鄒譯本被列進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再度印行，1933年7月又被列進“年夜學叢書”三度印行；1947年5月還被列進“新中學文庫”新版印行，至1949年已三版重印。從1920年月末第一版以來，鄒譯本以其嚴厲精準的譯筆，取得了各界讀者的分歧承認，其影響力延續至1930、1940年月，終成新一代威望譯本。
“掉之東隅、收之桑榆”
據上述鄒氏中譯杜著之過程簡況，可知鄒氏兩度致信胡適的時光，能夠為1922年二三月間。2月28日的那一通訊中所稱“上年十仲春下旬由郵掛號寄上拙譯《平易近治與教導》第一章”，恰是鄒氏在上海《時勢新報·學燈》頒發其摘譯匯編的《平易近治與教導》一文之際。
遠思一個世紀之前，鄒氏兩度致信胡適，盼望由其轉致世界叢書社，出書其譯本，可胡適能否復信，此事畢竟若何處置，遍查《胡適日誌》及今存手札中，均無記錄。獨一可以斷定的是，由世界叢書社出書鄒氏譯本的企看，終極失，不然不會再待到六年之后，才交付商務印書館第一版。
遺憾老是有的，但因一度出書未果而使鄒譯本“后出轉精”，并隨之成為上個世紀30年月的公認通行譯本，這對于鄒氏小我來說，也未嘗不是一樁“掉之東隅、收之桑榆”的人生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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