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屈原 戴燕 古典文學 先秦文學 《離騷》
原題目：屈原和《離騷》
一
漢代初年，有一個年青學者賈誼（前200-前168），由於才幹出眾，又提出一系列保護朝廷好處的政治主意，獲得華文帝器重。但在華文帝要選拔他居公卿之位時，卻遭到一派老臣否決，叱責他“年少初學”，可是權利欲年夜，專門損壞正常次序。華文帝就此作罷，調他往做長沙太傅。
賈誼是洛陽人，他原來對“長沙卑濕”就懷有膽怯，又由于是被貶謫，“俟罪長沙”，情感降低，不外就在這時，他“發明”了屈原（前340-前278），并了解屈原是在長沙國的汨羅自沉，便寫了一篇《吊屈原賦》。在賦中，他說屈原“逢時不祥”，身處“讒諛失意”“樸直倒植”的窘境，天然艱苦，“嗟苦師長教師兮，獨離此咎”！可是即使這般，也無妨像神龍“沕深潛以自珍”，或許是學圣人“遠亂世而自躲”，九州之年夜，哪里不克不及容身，何故偏偏留在楚國，“瞝九州而相君兮，何須懷此都也”？他說屈原如許他殺，不值得。后來揚雄（前53-18）也是有異樣的見解，以為“正人得時則年夜行，不得時則龍蛇”，好比孔子，在不為魯國所用時，不也曾四處游走，直比及“回應版主于舊都”的那一天，屈原你又“何須湘淵與濤瀨”，投身江中（《反離騷》）。當然，古代人年夜多是回因于屈原把盼望所有的“依靠在楚王身上”，表示他在熟悉上有汗青局限性（游國恩《屈原》，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1953年）。
賈誼在長沙時還寫了一篇《鵩鳥賦》，講萬物變更，永不斷息，是以，人們常常看到的是福禍相倚、憂喜聚門、吉兇同域，在汗青上也老是成敗接踵。而面臨如許一個千變萬化的世界，人也必需要有“物無不成”的達不雅，視“其生若浮兮，其逝世若休”。
過了幾年以后，賈誼回到長安，華文帝與他今夜長談，仍然觀賞他，又叫他往做梁懷王太傅。不幸梁懷王墜馬逝世，賈誼感到本身無法脫責，不久也郁郁寡歡往世。
二
聽說賈誼有個孫子賈嘉，熟悉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司馬遷年青時也到過長沙，也曾為屈原淚灑汨羅，他讀屈原的《離騷》《天問》《招魂》《哀郢》，不但同情，還很敬仰。或許是經由過程賈嘉，他看到了賈誼的《吊屈原賦》，固然并不同意他對屈原之逝世的見解，也不是那么認同他“同逝世生，輕往就”的人生不雅，但仍是視其為屈原的“發明”者，將這兩人并列寫進《史記》，為《屈原賈生傳記》。
同賈誼一樣，司馬遷也以為屈原是生涯在楚國一個相當蹩腳的時代，“邪曲之害公，樸直之不容”，尤其是“王聽之不聰”，即楚王完整損失了分辨長短的才能。為什么他們會有如許的共鳴？這就要說到楚國的汗青。
楚人的祖先，《史記·楚世家》說是黃帝之孫顓頊高陽。在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定都丹陽（今湖北秭回），那時楚在周的邊沿，尚屬“荊蠻”，要到西周末，熊渠“甚得江漢間平易近和”，楚才得以宣示：“我戎狄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周室東遷后，熊通以討隨（今湖北隨州）邀取尊號，自立為楚武王，他兒子楚文王遷都至郢（今湖北江陵），從此后，楚國日益強大，“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歷數百年成長為戰國七雄之一。楚威王時，有洛陽人蘇秦約山東六國合縱攻秦，他就是以楚那時有“處所五千余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又“楚之強與王之賢，全國莫能當也”（《史記·蘇秦傳記》，拜見《戰國策·楚策一》）為來由，提出由楚威王的兒子楚懷王（前328-前299在位）做合縱長的。但也恰好是從楚懷王時開端，楚國從它的巔峰跌落，在懷王逝世后不到二十年，郢都就被秦將白起霸佔，楚襄王遷都陳城（今河南淮陽），這就是后來如平原君趙勝門下的毛遂所說：“今楚處所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全國弗能當”，卻被一個不起眼的小將白起“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祖先”（《史記·平原君傳記》）。到了楚襄王的兒子楚考烈王時，盡管有春申君黃歇為相二十年，使“楚復強”，又一次做合縱長，但為秦王趙政所逼，也又一次遷都到壽春（今安徽壽縣），經十九年，而為秦所滅。
秦王政先后攻破韓、魏、楚、燕、趙、齊，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了全國同一。同一后的秦履行郡縣制，在舊楚之地就設有長沙郡。漢滅秦后，漢高祖封吳芮為長沙王，長沙國的首府為臨湘（今湖南長沙），也就是賈誼為長沙太傅住過的處所。
三
屈原即是生涯在戰國后期楚懷王、楚襄王的時期。屈氏為楚的本家，屈原大要也是以曾受楚懷王重用，為三閭年夜夫，介入外交交際，卻由于上官年夜夫等人的構陷，掉往楚懷王信賴，自願分開郢都。這是司馬遷在《屈原傳記》中的記錄。依據古代學者的剖析，屈原重要是在掌管制訂憲令和主意聯齊抗秦這兩件事上獲咎了一批舊貴族，他是適應汗青潮水而為楚國前程著想的，但惋惜楚懷王糊涂看不明白（游國恩《屈原》）。也就是在被流放漢北（今湖北鄖、襄一帶）的這一段時光，屈原寫下了《離騷》。
那時，秦惠王正要攻擊齊國，齊向楚求救，卻被張儀用“六百里地”施了離間計，比及楚懷王向秦取地時，張儀又耍賴說只要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懷王怒而出兵迫秦交出張儀，可是張儀到了楚，又靠賄賂楚臣溜之大吉。屈原這時出使齊講座場地，他回國后匆忙問“何不殺張儀”，楚懷王這才追悔莫及。這一段故事，也就是后來楚人李斯見楚王不成器，西進秦，向秦王政上書說到的“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漢中和鄢、郢原來都是楚地，就由於楚懷王懵里懵懂的，接踵落進秦國。到秦昭王時，楚懷王受邀往武關（今陜西商縣東）會晤，雖經年夜臣提示“秦虎狼，不成信”，他仍是沒有防禦，成果一往無還，三年后逝世于秦。（《史記·楚世家》《史記·李斯傳記》）
楚懷王的兒子楚頃襄王後天弱勢，“秦輕之”（《史記·春申君傳記》），可是卻“專淫逸奢侈，掉臂國政”（《戰國策·楚策四》），令尹子蘭對屈原也不友善，由此，屈原再遭晉陞，被流放江南。據司馬遷說，當他披刊行吟至汨羅江時，碰著一個漁父，留下他最后的遺囑。屈被告訴漁父說，他之所以被放逐，是由於“環球混濁而我獨清，世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問他，那么你為什么不學圣人“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屈原答覆：做一小我，怎么能忍耐潔白之身被玷辱？那還不如跳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司馬遷寫下屈原臨逝世前同漁父的對話，是要闡明屈原的他殺，乃是出于他不願向險惡讓步、不愿同世俗合流的一種精力，他以為保持公理和幻想，比保有性命更主要。所以，梁啟超后來就表彰屈原是有品德“潔癖”的，他看到“惡社會權勢太年夜”，“只好潔身他殺”（《屈原研討》）。
司馬遷說屈原寫下《懷沙》后，便懷石沉江而逝世。在《史記》抄寫的《懷沙》中，可以看到屈原翻來覆往念叨的就是他在這個“邑犬群吠”的世界上，多么孤單：“眾不知吾之異彩”，“莫知余之一切”，“孰知余之自在”，“世既莫吾知兮”，“世混不吾知”……他說他本身并不在意普通人看他是如何的一個“怪”人，可是他在乎為他所信任的君王。是楚王的不睬解，讓貳心中最后的一點幻想之火熄滅，“伯樂既歿，驥將焉程兮”？他想到人生來各有本身的命運，“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錯兮”，但假如小我的命運不克不及與時期潮水共振，幻想中的湯禹之世也“邈不成慕”，那么，他的性命也就沒有了意義，不用再吝惜，“知逝世不成讓兮，愿勿愛兮”！
屈原逝世后，“楚益弱”（《史記·楚世家》），近半個世紀后滅國。
四
司馬遷不同意賈誼的見解，他以為屈原的逝世，是在幻想之火熄滅后，用他本身的性命做最后的抗爭，而在此以前，他也曾用寫作停止抗爭：“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議，《離騷》有之。”（《史記·太史公自序瑜伽場地》）《離騷》就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波折后，所抒發對于楚國的“憂悶幽思”，這就是一種委婉的抗議和抗爭。
屈原平生中大要有兩三次被排斥或放逐的經過的事況，《離騷》寫于哪一次，不是很明白，但它同《懷沙》一樣，都是以第一人稱“余”所寫，有激烈的小我顏色，又是滾滾不停傾吐式的，感情彭湃。屈原在一開首就誇大本身是“帝高陽之苗裔”，表白血緣純粹，然后才說到他也曾有過小我情操及才幹的修煉培育，“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已如待嫁的女孩兒，此刻只怕沒有適合的對象，“惟草木之寥落兮，恐佳麗之遲暮”，讓他對楚國的愛與他的才幹美德付諸東流。
屈原為什么會有這種焦炙？由於貳心中存在一個幻想的世界，那是堯、舜、夏禹和商湯、周文王的時期，遵“道”而行，前程也是一片平展和光亮，“彼堯舜之廉潔兮，既遵道而得路”。同時，他也了解在汗青上有過暗黑時期，“路幽昧以險隘”，那即是夏桀、商紂之時，叫人梗塞。光亮美妙的時期，他以為有一個配合標識，就是人才輩出如噴鼻花滿園，“昔三后之純潔兮，固眾芳之地點”，可是到了桀、紂季世，花木凋落，能看到的只要眾芳蕪穢。
屈原固然是一個楚年夜夫，可是他很是熟習華夏王朝的傳說和汗青。在《離騷》傍邊，就像游國恩所說，屈原寫了很長一段來“論述夏、殷、周的政治汗青”，而這也就是司馬遷稱贊他“博聞強記，明于治亂”的緣由（游國恩《屈原》）。所謂“明于治亂”，指的就是屈原能從紛紛的汗青傳說和記錄中得出以上有關時期的概念，了解汗青上有亂世，也有衰世，是以才為楚人擔心，“長慨氣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他是既煩惱楚王受“黨人”裹挾，帶楚國走上偏離先王邪道的推翻之路，“恐皇輿之敗績”，又煩惱本身“老冉冉其將至”，來不及貢獻本身之所能，所以，他明知良藥苦口，也要保持講實話。
屈原也清楚楚王聽不進苦口良言，不外，他說他有蘭心蕙氣，只會加倍錘煉本身，而不會向世俗讓步，“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他信任汗青的經驗，以為夏商之亡，就亡在桀、紂未能像禹、湯那樣舉賢授能，因此在他們身邊，沒有如皋陶、伊尹那樣情投意合的人，而他為了楚國，愿意耐煩等候楚王的覺醒，“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高低而求索”。他也做了最壞的預計，就是跟隨彭咸投水而逝世。
古代研討者以為，當年齡戰國“禮崩樂壞”之后，常識階級傍邊的一些人，選擇做“道”的承當者，如《論語》記錄孔子說“深信善學，守逝世善道”（《泰伯》）、“士志于道”（《里仁》）、“正人謀道不謀食……正人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在價值取向上，乃是以“道”為最后的根據（余英時《士與中國文明》）。也正如孔子視夏、商、周為一脈，稱“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為政》），并傳播鼓吹“吾從周”（《八佾》），屈原也是從夏、商、周的汗青中，看到了“道”之地點，那也是他將要為之獻誕生命的幻想世界之地點。在另一篇《天問》里面，異樣可以看到他對曩昔的這一段汗青了如指掌，對此中一些細節一五一十，好比他說“舜服厥弟，終然為害”，說“桀伐蒙山，何所得彥?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更主要的是，他對汗青的改變和興亡，有很深刻的思慮，這才提出像“授殷全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以及為什么“齊桓公九會，卒然身殺”等連續串的尖利題目。對汗青的這種熟悉和反思，是他為楚國命運擔心的條件，也是他選擇本身態度的根據。
假如說宗族成分，讓屈原自負他之于楚國的愛和對楚平易近的關心，是自然的，無可置疑的，那么對汗青的認知，則使他信任本身把握了“道”亦即真諦，這才使他不只以為本身是盡對潔白的，“伏潔白以逝世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也以為本身是盡對對的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逝世其猶未悔”，“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有這種自負，歷經患難也不搖動，就是由於它樹立在汗青熟悉的感性之上。這也可以或許闡明為什么到了秦朝年夜一統的時辰，為了要禁止齊博士淳于越等人以“事不師古而能久長者，非所聞也”為捏詞，論古諷今，李斯特殊上書秦始皇，指出在年齡戰國時代，由于“諸侯并作”，良多人“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惹起思惟界和價值不雅的凌亂，而此刻不克不及讓這種拿前人壓古人的風尚延續下往，必需要不准“《詩》《書》、百家語”，“使全國無以古非今”（《史記·李斯傳》）。
屈原在《離騷》中反復剖明他是多么純粹自律，他不是用抽象的說話，而是用了很是多比方，如說“扈江離與辟芷兮，紐秋蘭認為佩”，“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如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認為衣兮，集芙蓉認為裳”，又如說“佩絢麗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折瓊枝認為羞兮，精瓊䊳認為粻”，他是用蒔花植樹，且以花卉為食物、衣飾，來描述他表裡兼修、不竭進步本身素養和才能的經過歷程。而當他講到本身處境艱巨時，也是用大批的比方，如說“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成佩”，以此來表現他的無辜受益，完整是出于氣度狹窄的黨人之吃醋。他還以“朝發端于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令羲和彌節”“飲余馬咸池”“折若木以拂日”……周流乎天尋覓好女的情節，來相比本身為幻想可以上天進地。他的這種寫法，讓他對“憂悶幽思”的表達，看起來又似乎不是在抗議和抗爭，而是在誇耀，且帶著濃濃的詩意，一篇《離騷》，更仿佛是想象力飛揚而又熱忱四溢的詩。
可是，假如只要詩意而缺乏汗青，《離騷》不會成為一部巨大的詩篇。關于這一點，身為汗青學家的司馬將就比賈誼看得要更明白，他引述《離騷傳》作者淮南王劉安的話，盛贊《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是由議論汗青上的興衰治糊弄提醒什么是幻想的政治與政治品德，“明品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這個寫法，讓《離騷》具有了《國風》“好色而不淫”與《小雅》“怨誹而穩定”的雙重長處，表示屈原這小我的幻想之高、行事之廉明，“雖與日月抹黑可也”！后來王國維也說，屈原之個人空間巨大，就在于他是“南人而學南方學者也”。南邊之學本出于隱正人，長短帝王派，南方之學才是帝王派。屈原是南人，不外他提到的圣王，除了堯、舜、禹、湯、文、武，還有高辛、少康、武丁等，他提到的聖人，也有傅說、呂看、寧戚、比干、伯夷、百里、介推等，提到的暴君，則有夏啟、羿、浞等，這就小樹屋使他的作品加倍醇厚，兼具南邊的想象力與“南方之肫摯的性情”（《屈子之文學精力》）。
由于司馬遷早已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在寫《屈原傳記》的時辰，就不但是付與屈原的自沉以公道性，也付與所謂“圣人”以一個新的抽像：即是當幻想不克不及完成時，并非只要賈誼所說“遠亂世而自躲”這一條路，面臨滾滾亂世，也未必不克不及采取他殺的極端方法，以保護本身的純粹。在司馬遷看來，這也是一種神圣的選擇。
屈原是公元前四世紀的人，司馬遷讀他的作品時，曾經曩昔了二百年，那又是在漢代最壯盛的一個時代，與屈原生涯在由盛轉衰的楚國最基礎分歧，為什么司馬遷能如許往領會屈原的憂悶，并給他以這般高的評價？這當然是由于司馬遷雖生在漢武帝亂世，卻不幸“遭李陵之禍，幽于監倉”。這一慘痛的人生經過的事況，讓他對“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由此憤而著書的人，有了更深切的同情，也讓他對窘境中發生的作品，有了更誠摯的領會，會把它們的價值看得更高。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屈原遭流放而作《離騷》，也就同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年齡》、左丘掉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書……一樣，都以其為“圣賢奮發之作”，因此不朽。
五
楚在周初方才受封的時辰，只要年夜約“五十里”地（《史記·孔子世家》），但是到了屈原的時期，曾經到達與齊、秦共全國的田地，郢都淪陷后，才向東壓縮到漢水流域，最后依然擁有淮河道域、長江中游及下流的范圍。西漢時，司馬遷說有西楚、東楚、南楚，這當然不是行政地輿概念，而是文明意義上的楚，是以在講到三楚的地輿、物產、情面時，他才說西楚“其俗剽輕，易發怒”，南楚與西楚風氣附近，因地接閩越，“好辭，巧說少信”（《史記·貨殖傳記》）。后來班固也說楚“有江漢山林之饒”，又還“信巫鬼，重淫祀”（《漢書·地輿志》）。楚人科學鬼神，剽悍沖動，又愛好楚辭，這些大要就組成了漢代人眼中楚的文明特征。
遠想屈原時期，也就是戰國時的楚，應當也是有江漢山林之饒，而楚人也應當是信巫鬼、重淫祀的。這一山林皋壤的周遭的狀況，或許對屈原的創作也不無影響，如劉勰所說，其“所以能洞監風流之情者，抑亦山河之助乎”？（《文心雕龍·物色》）
據東漢的王逸說，當屈原被流放沅湘時，曾見到本地祠神的樂歌粗拙，便拿過去改寫為傳播至今的《九歌》（《九歌章句敘》）。《九歌》中，如《東皇太一》就是祭奠天神時所唱，《云中君》則是祭奠云神時所唱。此刻看《九歌》對于《離騷》的寫作，也是有很顯明的影響。在《離騷》的后半部，寫到“余”叩閽求女，又請靈氛（神巫）占卜、巫咸降神，“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然后在靈氛“思九州之廣博兮，豈唯是其有女”的勸導下，顛末反復考慮，“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遲疑而懷疑”，隨之又獲得靈氛激勵，“皇剡剡其私密空間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起落以高低兮，求榘矱之所同”，“余”這時想到汗青上既然有過傅說碰見殷高宗武丁、呂看碰見周文王、寧戚碰見齊桓公，本身也應該能碰到知音，因此鼓足勇氣，駕飛龍遠逝，“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谷旦乎吾將行”……這一段描述，無外乎是遭到祀神《九歌》的啟示，是以在《離騷》的最后，也寫的是“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沐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
除了《離騷》《天問》之外，屈原還寫有《九章》，見于漢代劉向編的《楚辭》，司馬遷提到他曾讀過的《懷沙》《哀郢》都在此中。在《哀郢》里，屈原也寫到他自願分開楚都，“上洞庭而下江”，九年不得前往，“心不怡之久長兮，憂與愁其相接”。在《九章》的另一篇《惜誦》里，同《離騷》和《懷沙》《哀郢》一樣，屈原也是寫他在“九折臂而成醫”即歷盡政治上的患難之后，“奮發以杼情”。還有一篇《涉江》，寫的依然是“伍子逢殃兮，比干咀醢，與宿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的心境。這一篇篇綿綿不停憂悶的抒發，都是一種情勢溫婉的抗議和抗爭。
屈原逝世后，在楚國，又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模擬屈原的寫作，構成了一個寫楚辭的門戶。被《史記》當成屈原作品的《招魂》，在劉向所編《楚辭》中，就被當作是宋玉所寫，可見后繼者亦步亦趨，對屈原的效仿，已到達以假亂真水平。可是在司馬遷看來，這些屈原的后輩都是“自在辭令，終莫敢切諫”，也就是只學到《離騷》的情勢，卻損失了屈原講實話的精力。西漢初年的賈誼，雖能理解屈原的處境和煩心傷腦，可是也不同意他以逝世抗爭的做法。直到司馬遷寫《屈原傳記》，他不單認同屈原，也在寫下屈原故事的同時，轉達了屈原的精力。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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