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魯迅研討 “頓時日誌”
摘要：魯迅1926年撰寫的12篇雜文“頓時日誌”，是繼《狂人日誌》之后摸索日誌體裁能夠性的又一次測驗考試。這個雜文系列展示了雜文的即時性、實際性、小我性、針對性等特征。受japan(日本)學者安岡秀夫《從小說看來的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的影響，“頓時日誌”睜開了對中國公民性的批評和反思。魯迅將安岡對“支那平易近族性”的系統性、批評性熟悉轉達給中國讀者，就“體面”（面子）與“淫風熾盛”兩年夜題目對安岡的不雅點停止了分析或駁倒。魯迅并未否認安岡對中國公民性的熟悉，但在方式論層面批駁其“牽強附會”與“細緻”。安岡的中國公民性論曾遭到史姑娘、威廉士等歐美學者的相干闡述的影響，是以魯迅與安岡的對話包括著多種視角之間的沖突。公民性熟悉甚至影響到1926年魯迅對《阿Q正傳》的再闡釋。
《世界日報副刊》頒發的《頓時日誌豫序》
引言
本文闡述的“頓時日誌”，指魯迅1926年7月上旬至8月中旬在《世界日報副刊》和《語絲》周刊上頒發的12篇“日誌”，每日天期分辨是6月25、26、28、29日，7月1—8日。這些“日誌”本是因《世界日報副刊》編者劉半農約稿而寫，頒發時題為“頓時日誌”。同時《語絲》周刊編者李小峰也向魯迅約稿，于是魯迅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1]為由，半途將幾篇“日誌”在《語絲》周刊頒發，題為“頓時支日誌”。詳細說來，12篇中的前三篇（6月25、26、28日）和后兩篇（7月7、8日）是《頓時日誌》，中心七篇（6月29日、7月1—6日）是《頓時支日誌》。昔時10月，魯迅將這些“日誌”編進雜文集《華蓋集續編》，分為三篇，即《頓時日誌》（前三篇）、《頓時支日誌》（中七篇）、《頓時日誌之二》（后兩篇）。要言之，這些“日誌”的寫作、頒發經過歷程波折，標題也紛歧致。為了便于闡述，本文將三者統稱為“頓時日誌”；用引號而不消書名號，是為了與前三篇“日誌”的總題相差別。
“頓時日誌”名曰“日誌”實為雜文，是以上文給“日誌”二字加了引號。響應地，為了便于闡述，下文把每篇日誌的每日天期作為篇名應用。頒發《頓時日誌》前，魯迅在7月5日《世界日報副刊》上頒發了《頓時日誌豫序》（支出《華蓋集續編》時改題為“豫序”）。在該序中，魯迅表現承諾了劉半農的約稿后，“想來想往，感到感觸倒偶然也有一點的，日常平凡接著一懶，便擱下，忘失落了。假如頓時寫出，生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工具。于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頓時寫上去，頓時寄出往，算作我的畫到簿”[2]。可見，所謂“頓時日誌”就是對本身感觸的即時記載。在魯迅的“體裁摸索史”上，“頓時日誌”的寫作具有多重意義。聯合八年前創作的《狂人日誌》來看，寫“頓時日誌”是在持續摸索日誌體裁的能夠性。小說可以寫成日誌體，雜文異樣可以。在此意義上，《豫序》與12篇“日誌”，《狂人日誌》弁言與註釋，具有雷同的構造關系。魯迅經由過程二者之間的張力，強化、豐盛作品的主題。《豫序》也是魯迅的“日誌論”。他在此中先容了“日誌的正宗明日派”、本身日誌的流水賬寫法、同親李慈銘的“以日誌為著作”，然后闡明“頓時日誌”的構思。聯合魯迅疇前的《隨感錄》《突然想到》等雜文系列來看，“頓時日誌”這個標題自己再次確認了雜文這種新興體裁的實質——即時性、實際性、針對性、小我性。“隨感”“突然想到”“頓時”等詞語表達的是長久的時光狀況，“感”與“想”都有特定的主體，響應地，“錄”或“記”這種書寫行動遭到時光與主體的制約，會對體裁情勢提出請求。
包括《豫序》在內，“頓時日誌”的時光跨度為14天（6月25日至7月8日）。盡管和《隨感錄》《突然想到》一樣是系列雜文，但“頓時日誌”的寫作時光集中，話題有持續性，全體性強。12篇“日誌”中最凸起的題目，是中國人的公民性。在《七月二日》《七月四日》中，魯迅經由過程對japan(日本)學者安岡秀夫的專著《從小說看來的支那平易近族性》（下文簡稱《支那平易近族性》）的先容、分析或駁倒，正面闡述了中國人的公民性。相干題目魯迅研討界早有會商，但研討者疏忽了魯迅有意中設置的“時光圈套”，是以未能周全熟悉安岡秀夫，錯過了對“頓時日誌”中的公民性題目做全體掌握、進而從頭熟悉1926年魯迅公民性話語的機遇。
一、“頓時日誌”中的公民性文本系列
《支那平易近族性》最後呈現于《頓時支日誌》第三篇《七月二日》。該文開首曰：“午后，在前門外買藥后，繞到東單牌坊的東亞公司閑看。這固然不外是帶便銷售一點japan(日本)書，可是關于研討中國的就曾經很不少。由於或種限制，只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平易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年夜紅深黃做裝潢的，價一元二角。”[3]繼而先容該書的基礎內在的事務，就“面子”題目停止施展。《七月四日》則是會商《支那平易近族性》所述中國菜與“淫風熾盛”題目。如許，《支那平易近族性》激發的公民性題目從兩篇“頓時日誌”中凸顯出來了。
可是，魯迅現實購置《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不是7月2日，而是6月26日。且看魯迅6月26日的日誌：
二十六日 晴。午后訪品青并還書。訪壽山，不值。往東亞公司買《猿の群から共和國まで》一本，《小説から見たる支那の平易近族性》一本，共泉三元八角。訪小峰，未遇。訪叢蕪。下戰書得朋其信。得季野信。得李季谷信片。[4]
這一天，魯迅不只買了《支那平易近族性》，並且買了另一今日文書《猿の群から共和國まで》（《從猿群到共和國》）。后者為丘淺次郎所著，據李冬木的研討，丘淺作為japan(日本)古代退化論思惟家，已經對魯迅的退化論不雅念發生影響[5]。《支那平易近族性》的書名魯迅多寫了一個“る”。書名在日文原版中就不同一。該書為套盒平裝，封套、封面、內封第二頁為“小説から見た支那の平易近族性”，內封第一頁和書后版權頁為“小説から見た支那平易近族性”，前者比后者多了一個“の”。書名正確翻譯當為“從小說看到的支那平易近族性”或“由小說所見支那平易近族性”。
一個每日天期不正確，相干每日天期天然會受影響。6月26日的工作被寫在《七月二日》中，《六月二十六日》中所述織芳送方糖的事，實在產生在6月24日。可見，“頓時日誌”中的每日天期并不正確。形成這種情況的緣由，是“日誌”的雜感文性質。“感”不會隨時都有，提煉“感”并將其形于辭章也未必可以或許當日完成。對魯迅來說，每日天期并不主要，主要的是“感”與對“感”的表達。依照他在《豫序》中的闡明，即便是其生涯日誌（非“頓時日誌”）中的時光，也“不很靠得住”——所謂“一行滿了，但是還有事，由於紙張也頗惋惜，便將后來的事寫進前一天的空缺中”。不只這般，《豫序》還指出：“由於這是開首就預備給圈外人看的，所以生怕也未必很有真臉孔，至多，晦氣于己的事，此刻總還要躲起來。愿讀者先清楚這一點。”聯合“頓時日誌”來看，此言不虛，此中屢次呈現的許廣平，就被“躲”在“H”“景宋”等稱號后面。邏輯上，有“躲”即有“顯”。“頓時日誌”是以具有了“創作”的客觀性與目標性。
魯迅購置《支那平易近族性》是6月26日而非7月2日——研討者曾經留意到這一點[6]，但沒有深究其意義。這個購書時光很是主要，《七月二日》之前的五篇“日誌”均寫于該日之后，此中《六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一日》三篇均包括對公民劣根性的批評。據魯迅日誌，劉半農于6月18日晚登門約稿。魯迅承諾寫稿，但那時并不了解寫什么。他“想來想往”后決議寫《頓時日誌》，6月25日撰寫了《豫序》。《豫序》明言擬寫的《頓時日誌》“此刻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并說“假如寫不出，或許不克不及寫了，頓時就結束”。26日魯迅出門買書、訪友，27日請大夫為母親治病，28日出門為本身取藥并托李小峰將《豫序》寄給劉半農。聯合這些情形來看，第一篇《六月二十五日》寫于6月29日，此中寫到十天前生病，而許壽裳領做大夫的侄兒登門治病恰是6月19日。“日誌”寫于6月29日卻署“六月二十五日”，顯然是為了與《豫序》開頭處的“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于東壁下”連接。第二篇“日誌”記敘6月24日的工作卻署“六月二十六日”，異樣是為了使“日誌”具有持續性。
那么，《七月二日》之前的三篇“日誌”是如何表示公民性的？先看《六月二十五日》，本篇第二段就寫“生病”：
生病。——明天還寫這個，仿佛有點多事似的。由於這是十天以前的事，此刻倒曾經算得好起來了。不外余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為開門見山章第一。謹案佳人立言，總須年夜嚷三年夜磨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危害我。[7]
這里的“病”不只是疾病自己，更是文明與成分的符號——“生病”成為確認“佳人”成分的一種情勢。魯迅并非自命“佳人”，而是用嘲諷的方法引出本身的病與相干的醫治、買藥題目。對于全部“頓時日誌”系列來說，“生病”有構造性的意義。《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二日》《七月八日》諸篇均觸及治病或買藥。《六月二十五日》用“生病”“開門見山”之后，重要記載三件事：梁啟超請中醫做腎切除手術，惹起該用中醫仍是西醫的爭辯；許壽裳領“Dr. H.”為我開藥方，藥房為我配藥水；有人胡亂標點古文。三件事看似互有關聯，但都包括著對公民劣根性的批評。古代醫學已經是魯迅的專門研究，深入地影響到他的文明不雅念。在這篇“日誌”中，魯迅從梁啟超治病惹起的中中醫之爭，得出“東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于腐朽”的結論。這與他此前論述的“染缸說”正相分歧。一年多前，1925年3月18日，魯迅在致許廣平信中說：“中國年夜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鉅細，都惡劣不勝，像一只玄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么新工具往，都釀成黝黑。”[8]藥房配藥弄錯藥與水的比例，則是魯迅討厭的“敷衍了事”（不當真）。魯迅視之為“特殊國情”，批駁曰：“這是人的題目。幹事不實在，便什么都可疑。呂端年夜事不胡涂，猶言大事無妨胡涂點，這天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但是我的胃痛卻是以延伸了。”古文標點者胡亂標點古文，正與藥房的人胡亂配藥雷同。魯迅對怠惰、巧滑、草率這種公民劣根性的批評，將隨便配藥與胡亂標點古書聯絡接觸起來。眾所周知，魯迅畢生批評“敷衍了事”這種公民劣根性。
《六月二十八日》重復了《六月二十五日》的寫作形式——記敘的事項之間無直接聯繫關係，但異樣在展現公民劣根性。魯迅在文中記敘出門的見聞：上午買藥，看到街上掛滿五色國旗、軍警林立，有車隊駛過。買藥時他自帶了藥瓶，藥房伙計卻裝糊涂、打算多收五分瓶錢，招致他“劣等性格又爆發了”。分開藥房時伙計仍然客套地打召喚：“回見。不喝水么？”他答覆：“不喝了。回見。”寫到這里，魯迅群情道：“我們畢竟是禮教之邦的公民，回根結蒂，仍是禮讓。”分開藥店后往訪友，早晨讀報，方知上午看到的車隊是吳佩孚進北京。報上說吳佩孚27日已到長辛店，之所以比及28日進京，是由於幕僚張其锽算了一卦，“謂二十八日進京年夜利，必可平定東南。二十七日進京欠佳。吳頗認為然”[9]。本篇“日誌”展現的禮讓與科學，都是魯迅眼中的公民劣根性。后來，“不喝水么/不喝了”成為魯迅筆下禮讓的符號。汗青小說《采薇》開首就寫及禮讓。“伯夷是歷來最講禮讓的”，是以，即便是坐在臺階上曬太陽的時辰，弟弟叔齊來找他，他也“在昂首之前，先站起身，把手一擺，意思是請兄弟在階沿上坐下”。兄弟二人從養老堂逃往首陽山，途中遭西嶽年夜王小窮奇等五個匪徒掠奪，搜身時叔齊反映癡鈍，小窮奇正告曰：“假如您老還要忍讓，那可君子們只好恭行天搜，企盼一下您老的玉體了！”這里，白叟的恐懼、癡鈍被譏諷為“忍讓”（禮讓）。兄弟二人太窮，匪徒們一無所得，二人離往的時辰，匪徒們卻垂首站在路邊，同聲問道：“您走了？您不品茗了么？”伯夷和叔齊也且走且答：“不喝了，不喝了……”[10]《采薇》寫于1935年，但構想是1926年年末在廈門完成的。design《采薇》中的這個場景時，魯迅大要記起了《六月二十八日》中的雷同場景。魯迅否認確當然不是禮讓，而是“虛禮”——貪小錢未果、掠奪失之后的“禮讓”。
《六月二十九日》的主體部門是有關《水滸傳》的三條考據，但開首意味深長，寫本身凌晨因蒼蠅在臉上爬來爬往醒來，回想起兩年前途經S州時的情形：“但我顛末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著，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卻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度日，如許的練習和修養工夫交流是萬不成少的。與其宣傳什么‘捕蠅’，倒不如操練這一種本事來得實在。”[11]假如清楚史姑娘（一譯斯姑娘）的中國人闡述，就能看到這段描述中的公民性印記。史姑娘在《中國人氣質》中把善于睡眠作為中國人“麻痺”的表征之一。他寫道：“橫臥在三輛手推車之上，像蜘蛛一樣腦殼朝下，嘴巴年夜張，口里含著一只蒼蠅——假如以在如許的周遭的狀況下進睡的才能為尺度，經由過程測試招募一支部隊的話，那么在中國會等閒地募到數以百萬計，哦不，數以萬萬計的人。”[12]讀過《中國人氣質》且正在思慮公民性題目的魯迅，如許寫本身的睡眠狀況與蒼蠅的關系，大要是與史姑娘停止“潛對話”。無獨佔偶，在會商中國菜與“嗜筍”的《七月四日》的開首，魯迅再次寫到本身凌晨被蒼蠅吵醒。
在上述三篇“日誌”的延伸線上，《七月二日》《七月四日》呈現了。五篇“日誌”組成了一個展現、批評公民性的文本系列。公民性題目在前三篇“日誌”中是潛伏的——潛伏于魯迅講述的日常生涯、社會事務之中；在后兩篇中是顯在的——被魯迅用“公民性”“平易近族性”等概念經由過程與安岡秀夫等人的對話正面會商。
“頓時日誌”共12篇，《七月四日》之前的占了8篇。從8篇“日誌”各自所占篇幅來看，可以說配合的主題是公民性。8篇“日誌”中，直接展現公民性題目的《六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二日》《七月四日》等都很長，而前兩篇之間的《六月二十六日》很短，后兩篇之間的《七月三日》異樣很短。《六月二十六日》約五百字，用輕快的筆調先容方糖的功能，近于“閑筆”，表白該篇是《六月二十五日》與《六月二十八日》之間的過渡。《七月三日》約四百字，開首就說“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13]，然后就身體高、文章長、掛國旗發幾句群情，“閑筆”顏色更濃，顯然也是在《七月二日》和《七月四日》之間施展過渡感化。如許看來，魯迅是為了防止公民性主題過于集中并堅持“日誌”的情勢，寫了兩篇短“日誌”停止調理。
要言之，安岡秀夫《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對于“頓時日誌”的影響并非始于《七月二日》，而是始于第一篇“日誌”。是以，6月25日寫《豫序》時髦不了解“記”什么的魯迅，才會從第一篇開端就展現公民性，并且最后在7月2日用虛擬的方法“購置”六天前就買到的《支那平易近族性》，將公民性題目推到前臺。
回到最後說起《支那平易近族性》的《七月二日》，魯迅交接購置該書的經過歷程后寫道：
薄暮坐在燈下，就了解一下狀況那本書，他所援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此中也有實在并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固然似乎不外一兩個，可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噴鼻來，這才總算垂垂承平下往。
安岡氏固然很客套，在緒言上說，“如許的也不只只支那人，即是在japan(日本)，怕也有難于漏網的。”可是，“一測那水平的高低和范圍的廣狹，則即便夸稱為支那的平易近族性，也毫無應當忌憚的地方，”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簡直難免汗如雨下。只需看目次就清楚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于面子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暴性；六，本位主義和事年夜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科學深；十，耽吃苦而淫風熾盛。
“薄暮坐在燈下，就了解一下狀況那本書”，當然是買書當天的事。第二節先容的是《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前四頁的內在的事務。原著第1—2頁為“本書援用書目”，第3頁為《卷頭附言》（即魯迅所謂“緒言”），第4頁為目次。目次本質上是對“支那平易近族性”的系統性表述。聯合這個目次來看，魯迅在《六月二十八日》中記敘的自帶藥瓶買藥、藥房伙計打算多收五分錢、離店時相互禮讓、吳佩孚算命進京等，簡直是“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泥虛禮”“科學深”（目次七、八、九）等公民劣根性的寓言。《七月二日》在全體先容《支那平易近族性》后，側重會商安岡所述第一種“支那平易近族性”（“過度置重于面子和儀容”），《七月四日》則是會商《支那平易近族性》最后一章所述“耽吃苦而淫風熾盛”題目。可見，兩篇正面會商公民性的“頓時日誌”與《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的對話是構造性的。
在《七月四日》開頭處，魯迅說，“從小說來看平易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標題”[14]，這不只意味著對于公民性的誇大，同時意味著方式論的認同——將小說作為研討公民性的資料、前言。《六月二十五日》開頭地方列四條胡亂標點的古文，第四條即出自《水滸續集兩種序》，《六月二十九日》的主體部門則是對《水滸傳》相干材料的考釋。此外，還應留意的是，《七月二日》《七月三日》開頭處均譏諷性地寫及“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留念”。“共和”與“小說”“平易近族性”（公民性）一樣，是魯迅所購日文書《支那平易近族性》與《從猿群到共和國》書名中的要害詞。也許，兩本書都影響了“頓時日誌”的寫作。
二、對話構造的構成與對話
魯迅是在特別的小我佈景（中國小說史研討的學術佈景與公民性思慮的思惟佈景）上與《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相遇的。這決議著他必定追蹤關心《支那平易近族性》并就相干題目與之對話。從1920年8月開端，魯迅在北京年夜學、北京高級師范黌舍講解中國小說史，1923年12月、1924年6月先后出書了《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冊。始于留日初期的公民性思慮，“五四”時代因寫小說、雜文而進一個步驟加大力度，1925年前后則是魯迅更多思慮公民性的時代。他在該年三四月間與許廣平的通訊中，數次談及公民性[15]。由於翻譯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等書，japan(日本)的公民性題目也進進其視野，促使他思慮中國公民性改革。他在1925年12月3日所作《〈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中說：“汗青是曩昔的痕跡，公民性可改革于未來，在改造者的眼里，以往和今朝的工具是全等于無物的。”[16]作為小說史研討者和公民性思慮者的魯迅，在東單的東亞公司看到japan(日本)人所著《從小說看來的支那平易近族性》時，必定眼睛一亮，并在買回家后“薄暮坐在燈下”開端瀏覽。
魯迅必定會感到這本書他買對了。對他來說，《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供給了體系性的、具有汗青縱深感的中國公民性系統。所謂“體系性”，是指該書歸納綜合的九種“支那平易近族性”——即該書目次中“總說”后面九章的標題。所謂“汗青縱深感”，是指該書喚起的魯迅對史姑娘《中國人氣質》的記憶。魯迅在《七月二日》中先容了安岡秀夫與《支那平易近族性》后，說：“他似乎很信任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經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可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年夜有人留意它。”此語指明了《支那平易近族性》與《中國人氣質》的關系，同時表達了魯迅二十年前瀏覽《中國人氣質》的現實。在此意義上，魯迅讀《支那平易近族性》也是讀《中國人氣質》。當魯迅瀏覽《支那平易近族性》并開端相干思慮時，史姑娘、安岡秀夫、魯迅三者的對話構造隨即構成。
從不雅點到資料，《支那平易近族性》確切遭到史姑娘《中國人氣質》的影響。《支那平易近族性》書前的“本書援用書目”中，有三本英文著作：威廉士《中國》、史姑娘《中國人氣質》、卡魯斯《中國思惟》。“34種小說＋3種英文著作”的并列方法，也浮現了《支那平易近族性》的基礎構想：前者供給論據，后者供給不雅點。總體看來，安岡秀夫是選擇、合并《中國人氣質》所論26種“中國人氣質”，補以威廉士《中國》等書中的個體不雅點，再加上本身的懂得，回納為九種“支那平易近族性”，以元明清小說為重要論據從頭論證，寫成《支那平易近族性》的[17]。關于《中國人氣質》對安岡的影響，研討者曾經統計出史姑娘在《支那平易近族性》中呈現的次數[18]。除了不雅點的借用，安岡的某些論據也出自《中國人氣質》，如第四章《能耐能忍》從科舉軌制尋覓中國人忍受力強的本源，應用的高齡考生數據即出自《中國人氣質》[19]。用文學作品研討公民性的方式，也是從《中國人氣質》中鑒戒的。史姑娘以為：“在現階段，我們和中國人的來往中，有三條清楚中瑜伽教室國社會生涯的渠道——這就是研討他們的小說、平易近謠和戲劇。這些常識起源無疑有其價值，可是似乎還存在第四個，比前三者加起來還要可貴，不外這個源泉不是對一切研討中國和中國人的作家都開放的。這就是在中國人本身的家里研討中國人的家庭生涯。就像在鄉村比在城市更易于清楚一個區域的地形圖那樣，在家庭中更易于清楚人的氣質。”[20]這里所謂的“渠道”現實上是兩種：一是文學作品，二是實際生涯。《中國人氣質》是經由過程第二種“渠道”、安身于一個中國村落寫成的，但缺少中國生涯體驗的研討者只要應用前一種“渠道”。安岡秀夫就是這般。他在《支那平易近族性》中說：“本書錄進了小說概要，多有相似于引文的部門，書名也定為‘由小說所見……’之類，這是由於筆者自己贊成歐洲人的看法，即在清楚支那人的社會生涯及其特徵方面，考核該國的小說、歌謠、戲劇是最佳道路。所以甚至應用了常日作為一種喜好而瀏覽的小說、戲劇等等。”[21]這里所謂的“歐洲人”顯然指史姑娘。不雅點、資料、研討方式等多方面的影響，意味著《支那平易近族性》是《中國人氣質》的衍生物。
不外，《中國人氣質》與《支那平易近族性》的差別也很年夜。前者闡述比擬零碎（26種），后者的回納更有歸納綜合性（9種）；前者是基于現實中國生涯經歷的綜合研討，后者重要用小說作為研討資料。更主要的差別是，兩書對中國文明實質的熟悉分歧，研討立場也分歧。史姑娘從宗教文明角度熟悉“中國人氣質”，誇大孔教在中國文明中的主導位置：“在中國，孔教是基本，一切的中國人都是孔教徒，就好像一切的英國人都是撒克遜人一樣，在此基本上畢竟要加上幾多佛家和道家的不雅點、術語和實行，則因情形而定。”[22]可是，安岡秀夫以為中國文明中道教更具實質性：“孔教在情勢上裝潢性地養成了中國人的品德規范不雅念，但必需看到，那僅僅是止于情勢與裝潢。概言之，自古以來，現實統治支那人心的倫理思惟，乃自呈現于漢代文獻直至本日根深蒂固的道教。”[23]在研討立場方面，史姑娘中立、客不雅，而安岡偏于批評、譏諷，更多論述中國人的公民劣根性。這種立場，安岡自己在《卷頭附言》中曾經做了闡明。《卷頭附言》很短，魯迅摘譯了此中的幾句，現全譯于此：
寫畢本書，竊有所感者，乃對于支那平易近族性，長處之展現過多而優點之贊揚甚少，故對支那人懷有歉意。然如“不雅過知仁”一語所示，年夜約也有看似歹意枚舉長處卻因之暗示出其優點的情況。如許想來，便找到了些許來由，聊以自慰。
闡述那種平易近族性之經過歷程中，亦曾有回想看往不由苦笑之事——唉？這也并非唯支那人這般吧，即使是在japan(日本)等地，年夜約也有良多無法漏網之同類。但是，一測那水平之高下和范圍之廣狹，則即便將其作為支那平易近族性而做特殊宣傳，亦全無須忌憚之處。——如許轉變了設法，持續寫下往。[24]
關于魯迅與史姑娘《中國人氣質》日譯本的關系，李冬木在專著《魯迅精力史探源：“退化”與“公民” 》中停止了具體考核。魯迅留日時代讀過《中國人氣質》，但他留日長達七年半，畢竟是讀于留日時代的何時？張夢陽以為，“魯迅1902年在東京弘文學院進修時代就已細讀了史姑娘的《中國人氣質》，當然是澀江保的日譯本，而非英文底本”[25]。李冬木考核澀江保日譯本的出書情形，聯合魯迅的日語進修經過歷程，以為“把魯迅有體系地瀏覽并且參考《支那人氣質》（即《中國人氣質》——引者注）的時光，猜測為1906年前后，也許更接近現實一些”[26]。兩種見解都有事理。魯迅在弘文學院學日語時即與許壽裳會商中國公民性，1906年3月又為轉變公民精力而棄醫從文，是以，他留每日天期間連續瀏覽《中國人氣質》是合適邏輯的。初到japan(日本)時日語才能無限，但日譯本的漢字書名“支那人氣質”曾經足以吸引他，且日譯本中有大批漢字，留日中國人還有本身的“和文漢讀法”。關于那時《中國人氣質》在留日中國人中的影響及其與魯迅的關系，《河南》雜志第5期上的一幅插圖可以供給一些新的信息。該期雜志1908年6月出書，註釋前有兩頁美術插頁，第一頁為蘇曼殊水墨畫《嵩山雪月》，第二頁為攝影《中國刑訊之肖像》。后者由三張照片組成，上為男子戴枷，中為升堂，下為行刑（世人圍不雅砍頭）。這三張照片本是《中國人氣質》澀江保譯本的插頁[27]，照片的擺列、剪裁情勢，表白這是從澀江保譯本上復制過去的。由此可知《中國人氣質》在那時的中國留先生界頗受追蹤關心。就《河南》雜志而言，該登載載的社團、書刊市場行銷中不時呈現“公民”“國學”“民心”等詞，頒發的文章中多有闡述“種族”“種性”者。例證俯拾便是。周作人《哀弦篇》曰：“種性者，人群造國之首基，萬事之所由起，而在文章亦著。以思惟情感之異，則藝文著作，自趨于分歧。凡百種人，莫不各具其特質，不成相紊。”[28]此時魯迅正在為《河南》雜志寫稿，恰是在《河南》第5期上，他頒發了《迷信史教篇》。假如此時魯迅曾經讀過《中國人氣質》，那么照片會喚起他的瀏覽記憶，假如他尚未瀏覽（這種能夠性較小），那么照片能夠成為領導他瀏覽的契機。話說回來，無論是留日初期，仍是1906或1908年，從寫“頓時日誌”的1926年看來，三者的時光差并不主要。魯迅留日時代已經瀏覽《中國人氣質》并深受其影響，這一點沒有疑問。
關于魯迅公民性話語與史姑娘《中國人氣質》的分歧性，張夢陽、李冬木、范伯群與澤谷敏行諸位均有闡述。早在1983年，張夢陽頒發長文《魯迅與斯姑娘的〈中國人氣質〉》，就專節切磋魯迅從《中國人氣質》一書中鑒戒了哪些思惟[29]。但不雅點的分歧是由於受影響仍是基于雷同現實得出的雷同見解，難于辨別。如范伯群、澤谷敏行所言：“我們也不克不及將青年時期魯迅的一些一孔之見，所有的說成是斯姑娘賜與他的影響。那么這里可以用得上一句中國諺語了：‘好漢所見略同。’”[30]應該留意，魯迅在1926年7月前（即寫《七月二日》前），從未說起《中國人氣質》。《中國人氣質》是借助《支那平易近族性》在魯迅話語中回生、凸顯的。在此意義上，《中國人氣質》對魯迅的影響就是《支那平易近族性》對魯迅的影響。並且，前者的影響只能用共通性來闡明，后者的影響卻可以用躲書、現實產生的瀏覽與對話來證明。遺憾的是，由於魯迅屢次譏諷安岡，《支那平易近族性》與魯迅公民性話語的共通性、對魯迅的影響反倒被疏忽。
如前所引，魯迅在《七月二日》中翻譯了《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的目次（即“支那平易近族性”系統）。魯迅說，“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簡直難免汗如雨下”，表白他接收了安岡的熟悉。而其翻譯行動自己，既意味著不雅點的認同，也意味著不雅點的傳佈。魯迅盼望中國讀者經由過程譯文清楚安岡對“支那平易近族性”的熟悉，進而熟悉自我。魯迅思慮、批評中國公民性二十余年，但不曾有過體系的實際歸納綜合與表述，而他在《七月二日》中對《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目次的翻譯，可以看作這種歸納綜合與表述。在此意義上，安岡成了公民劣根性批評者魯迅的代言人。
總體看來，魯迅在思惟不雅念、中國公民性熟悉方面，與安岡秀夫分歧之處甚多。1918年8月魯迅在致許壽裳信中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31]，這與安岡的熟悉分歧。魯迅深受退化論的影響，而退化論也是安岡的實際東西之一。《支那平易近族性》批駁中國人的天命不雅：“在保存競爭劇烈的人人間，必需盡力開闢本身的命運之路——這種覺醒最主要。被極真個宿命不雅所操控是不可的。”該書論及中國人的忍受力，又援用史姑娘的亦褒亦貶的不雅點：“假設果真存在著適者保存的道理，那么，大要唯有具有此種氣質的支那人，才確切是人類社會中最合適保存者，前途無量。”[32]就中國公民性而言，安岡回納的好體面、奴隸性、殘暴性、事年夜主義、虛禮、科學等，年夜都是魯迅持久批評的。《支那平易近族性》第9章《科學深》，羅列的兩個重要論據是風水與扶乩[33]，而早在1918和1919年，魯迅在《隨感錄》中就基于迷信態度鞭撻扶乩等科學行動。《支那平易近族性》對中國人之殘暴、畏強凌弱的批評，也是魯迅所認同的。1918年魯迅在《狂人日誌》中提出了“吃人”說，1925年5月10日在雜文《突然想到·七》中，直接批評中國人的殘暴與卑怯：“惋惜中國人但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便明顯兇獸相，也仍是卑怯的公民。如許下往，必定要結束的。”[34]這些分歧性，證實著安岡不雅點的真正的性。先容《支那平易近族性》的《七月二日》在《語絲》頒發后，曾經與魯迅“掉和”的周作人也購讀《支那平易近族性》并撰文評論[35]。周作人叱責“支那通的那種輕浮卑鄙的立場”，但并不否定安岡的不雅點，說：“我認可他所說的都簡直是中國的劣點。”他甚至主意：“安岡的這本書應當譯出來，發給人手一編，請了解一下狀況尊范是如何的一副嘴臉，是不是只配做主子？”[36]
共通性權且非論，這里回到《七月二日》《七月四日》，了解一下狀況魯迅與安岡的直接對話。在前者中，魯迅繚繞“面子”（體面）年夜發群情，這是由於史姑娘和安岡都把“面子”看作“支那人的主要的公民性所成的復合要害”。在魯迅看來，中國人日常生涯、政治生涯、思惟文明中名與實、表與里的背叛與錯位，都可以回結為“面子”題目。參照《中國人氣質》與《支那平易近族性》可知，魯迅是綜合了兩書的不雅點做進一個步驟施展，但后者的影響更年夜。“做戲的虛無黨”之說與史姑娘對于“體面”扮演性質的提醒有關，而“面子”在文明、政治、國際關系等範疇的廣泛化，則是安岡的闡述：
要言之，可以說支那人乃生于面子、逝世于面子之公民。並且，其面子癖、體面癖會立即改變為虛禮，改變為空言，改變為矯飾才學，改變為虛張氣勢，改變為偽正人，改變為冒牌憤世嫉俗者，因此，該國社會中彌漫著一種無法忍耐的腐朽氣味。關于這些題目，預計反復闡述，尤其是面臨由面子癖而生的支那政治家的對外立場，即便是吾國人，至今也已多次中招。即，他們面臨本國人提出的某種請求，即便非常清楚終極必需承諾的事理，或許了解那是年夜勢所趨，但只是專注于堅持面子，沒完沒了地左推右擋，總也不願說出“批准”二字。把握了與支那人交涉竅門的本國政治家，防止僵硬地毀傷支那人所重視的體面，概況上design出似乎是保持其面子的情勢，本質上奇妙地到達要害性的目標。在公然的公約之外締結密約，恰是方式之一。[37]
顯然，安岡這種闡述與魯迅的相干熟悉分歧。范伯群與澤谷敏行在闡述《七月二日》中魯迅所謂本國人用“體面”對於中國人時以為，“魯迅感到斯姑娘把這個‘法門’戳穿了。他用本身的著作提示了中國人。讓中國人看穿本國人的‘花招’”[38]。現實戳穿這種“法門”的是安岡而不是史姑娘。魯迅是在讀了《支那平易近族性》（并非《中國人氣質》）后寫出《七月二日》的。概言之，《七月二日》是魯迅經由過程先容《支那平易近族性》并與史姑娘、安岡對話完成的點與面聯合的中國公民性論，此中包括著分歧國度、分歧時期學者的差別性視角。
《七月四日》仍然是與安岡的對話。話題來自《支那平易近族性》第10章《耽吃苦而淫風熾盛》。安岡以為中國人比japan(日本)人愛吃竹筍，“也許是由於那挺然翹然的姿態，惹起想象來的罷”，魯迅對此賜與辛辣譏諷。這種譏諷經常被研討者作為魯迅否認安岡中國公民性論的依據，但瀏覽相干文本會發明，題目非常復雜。安岡從飲食角度說明“淫風熾盛”的論據共七條，魯迅譏諷、譏諷的僅僅是第四條[39]。安岡所謂“挺然翹然”并非嚴厲的學術判定，而是半惡作劇式的修辭性表述，這種語感從魯迅的譯文中也能領會。並且，魯迅在《七月四日》中并非僅僅譏諷安岡，而是將威廉士的“好色公民說”與安岡的“嗜筍說”并而諷之。“這好色的公民”是安岡從威廉士《中國》中援用的。更為主要的是，魯迅否認了安岡對“嗜筍”的說明，但并未否認其“淫風熾盛”的結論。相反，魯迅在誇大竹筍“雖‘挺然翹然’，和色欲的鉅細大要是沒有什么關系的”之后，話鋒一轉：“但是洗涮了這一點，并缺乏證實中國人是正派的公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要證實中國人的不倫不類，倒在自認為正派地制止男女同窗，制止模特兒這些事務上。”這意味著魯迅認同安岡的“淫風熾盛”說，並且另找證據以“證實中國人的不倫不類”。其證據之一“制止男女同窗”，正與安岡的熟悉具有雷同的邏輯。安岡以為中國的“七歲分歧席”、男女佳耦之別只是概況景象，決心區分反而易于激發不品德事務[40]。
不只這般，安岡的“飲食/公民性”思慮方式也被魯迅接收。對安岡的“食品論”，魯迅是當真看待的。他在《七月二日》開頭處寫道：“夜，寄品青信，托他向孔德黌舍往代借《閭邱辨囿》。”此語何意？謎底在《七月四日》開首：“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黌舍沒有《閭邱辨囿》。”“也仍是由於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平易近族性》。由於那里面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本來他要用《閭邱辨囿》來驗證安岡的闡述。書未借到，并不影響魯迅懂得食品與公民性的關系。他在《七月四日》中說：“我認為中國人的食品，應當往失落煮得爛熟，精神萎頓的；也往失落全生，或全活的。應當吃些固然熟，但是還有些生的帶著鮮血的肉類……”這里，魯迅描寫的“食品”是剛健、佈滿性命力的公民性（非奴隸性）的符號。他描寫“中國菜”時，還應用了樸實的階層論視角：“近年嘗聽到本國人和本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如何可口，如何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其實不了解如何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蔥蒜和雜合面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飯；還有很多人是只能舔黑鹽，還有很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這種視角恰是安岡在《支那平易近族性》中應用的。該書從“支那摒擋”闡述中國人的儉省，將“中流以上”的飲食與“劣等社會”的飲食區離開來，指出中劣等中國人的儉省超越了japan(日本)人的想象[41]。
在《七月四日》開頭處，魯迅說：
中國人總不願研討本身。從小說來看支那平易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標題。此外，則羽士思惟（不是道教，是術士）與汗青上年夜事務的關系，在現今社會上的權勢；儒教徒如何使“圣道”變得和本身的無惡不作適宜；戰國游士說動聽主的所謂“利”“害”是如何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分歧；中國古往今來有幾多文字獄；歷來“謠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討的新方面其實多。
這段話是對《七月二日》和《七月四日》的總結，也是對五篇“頓時日誌”組成的公民性批評系列文本的總結。在這里，公民性題目被拓展到更年夜的中國思惟文明範疇。早就指出“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的魯迅，提出了“羽士思惟共享會議室”題目。在此意義上，魯迅懂得的公民性本質是“道教公民性”。下面這段話提出的題目后來被詳細表示在《采薇》《出關》《非攻》等小說中。這些小說的寫作打算，恰是魯迅1926年秋天在廈門制定的[42]。《故事新編》中的多篇小說，都包括著魯迅對公民性的新思慮。如許，安岡的“從小說來看支那平易近族性”，被魯迅轉換成“用小說來表示中國公民性”。
三、魯迅對《阿Q正傳》的再闡釋
“頓時日誌”和“隨感錄”“突然想到”一樣，嚴厲說來不成其為文題，由於它們可所以無窮量文章的題目。魯迅在《豫序》中對“頓時日誌”寫法的闡明——“一想到，就頓時寫上去，頓時寄出往”，付與了“頓時日誌”開放的構造和無窮的輻射范圍。此后，其一切“頓時”記載上去的雜感均可名之曰“頓時日誌”，寫上每日天期以示差別即可。同時，讀者也取得了一種不受拘束，可以把此后魯迅那些有標題的雜文作為“頓時日誌”來瀏覽。現實上，斟酌到魯迅1926年年末（12月3日）在廈門寫的《〈阿Q正傳〉的成因》，其主題與公民性直接相干，也可看作一篇“頓時日誌”。瀏覽此文，才幹周全懂得魯迅1926年的公民性話語。
在魯迅這里，《阿Q正傳》已經兩次出生：第一次作為小說出生，第二次作為公民性文本出生。對《阿Q正傳》來說，魯迅是創作者也是闡釋者。在他的闡釋經過歷程中，這部小說的公民性文天性質及其與魯迅公民性思惟的關系進一個步驟凸顯出來。《阿Q正傳》1922年2月12日在《晨報副刊》上連載終了，三年后魯迅第一次公然議論這篇小說。因讀者批駁《阿Q正傳》“寫緝捕一個無聊的阿Q而用機關槍，是太遠于事理”，1925年5月14日，魯迅舉段祺瑞當局用機交流關槍禁止先生請愿為例，說：“師長教師！你想：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時的事，我認為即便在《阿Q正傳》中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至于‘誇大其詞’的罷。”[43]此次說明重要談真正的性，未涉公民性。魯迅提出《阿Q正傳》中的公民性題目，是在同月26日所作《〈阿Q正傳〉序》中觸及“古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或“緘默的公民的魂靈”。之所以談及公民性，重要緣由在于該序是為《阿Q正傳》俄文譯本而作，即魯迅認識到阿Q會被俄國讀者作為中國人來熟悉。不外，在這篇序文中，魯迅沒有應用“公民性”概念，並且其表述隨同著遲疑和不斷定性：“我固然曾經試做，但終于本身還不克不及很有掌握，我能否真可以或許寫出一個古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44]魯迅的迷惑，浮現了其公民性思惟與《阿Q正傳》的復雜關系。起首，《阿Q正傳》外部的公民性題目是復雜的。精力成功、欺善怕惡、忘記麻痺等公民劣根性在阿Q身上多有表現，但他身上也有與公民劣根性對峙的反動性，魯迅說：“中國倘不反動，阿Q便不做，既然反動，就會做的。”[45]其次，魯迅的公民性思惟并沒有完整表現在《阿Q正傳》中，某些內在的事務與《阿Q正傳》有關，卻并非直接表現在阿Q這小我物抽像上，須經由過程這篇小說與魯迅其他作品的聯繫關係或許經由過程魯迅的闡釋，才幹懂得。小說開頭處阿Q被槍斃就是這般。為何是槍斃而不是砍頭？小說的說明是：“至于言論，在未莊是無貳言，天然都說阿Q壞，被槍斃即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于被槍斃呢？而城里的言論卻欠安，他們多半不知足，認為槍斃并無殺頭這般都雅；並且那是如何的一個好笑的逝世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46]這段論述須聯合魯迅在《娜拉走后如何》中對“看客”的批評來懂得：
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就義上場，假如顯得大方，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假如顯得觳圖片，他們就看了幽默劇。北京的羊肉展前常有幾小我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高興，人的就義能授與他們的好處，也不外這般。而況事后走不幾步，他們并這一點高興也就忘記了。
對于如許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卻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就義，不如深邃深摯的韌性的戰斗。[47]
《娜拉走后如何》寫于《阿Q正傳》脫稿一年后，下面這段話是魯迅有意中給《阿Q正傳》開頭做的注釋。他讓阿Q被槍斃而不是被砍頭，是為了讓“看客”“無戲可看”，向“看客”復仇并療救“看客”。也就是說，批評“看客”的認識決議著《阿Q正傳》開頭的構想。不外，零丁瀏覽《阿Q正傳》是看不到這種批評的，須將小說置于魯迅作品的系統中，與《娜拉走后如何》等文章聯合起來才幹看到。
魯迅從1925年開端將《阿Q正傳》作為公民性批評文原來說明。1926年六七月間，魯迅在“頓時日誌”中集中思慮、會商了公民性題目。在這個佈景上，魯迅1926年年末寫《〈阿Q正傳〉的成因》時，公民性就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一次，他由《阿Q正傳》引申出了新的公民性題目——殘暴性。這仍然與小說的開頭有關，魯迅此文最后說明“年夜團聚”終局：“實在‘年夜團聚’倒不是‘隨便’給他的；至于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佛記得：沒有料到。不外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年夜團聚’？不單對于阿Q，連我本身未來的‘年夜團聚’，我就料不到畢竟是如何。”“但阿Q天然還可以有各類別樣的成果，不外這不是我所了解的事。”文章到這里本應停止，但是魯迅筆鋒一轉：“先前，我感到我很有寫得‘過分’的處所，邇來卻不如許想了。中國此刻的事，即便照實描述，在別國的人們，或未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城市感到grotesk。我經常設想一件事，自認為這是想得太希奇了；但倘碰到相類的現實，卻往往更希奇。在這現實產生以前，以我的高見寡識，是千萬想不到的。”[48]接著講了兩件事，均與逝世刑有關。第一件是兩名行刑者用手槍近間隔槍斃一個匪徒，竟然打了七槍；第二件是11月23日北京《世界日報》報道的刀鍘杜小栓子。魯迅從這兩件工作中看到了殘暴，也看到了中國的陳舊、難以轉變。他摘錄了《世界日報》的報道后，說：“很多讀者必定認為是說著包龍圖爺爺時期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49]這兩件事與《阿Q正傳》的關系顯然在于阿Q的逝世法。相形之下，魯迅大要感到阿Q的逝世法太文明了，未能表示出公民劣根性中的殘暴。假如魯迅在1926年寫《阿Q正傳》的開頭，他也許會墮入兩難地步：是讓阿Q逝世得文明一些，讓“看客”無戲可看？仍是讓阿Q逝世得蠻橫一些，以浮現國人的殘暴？所謂“阿Q天然還可以有各類別樣的成果”，就包括這種思慮。《阿Q正傳》已頒發數年且被譯為外文，魯迅無法改寫阿Q的逝世法以表示“殘暴”，但他在《〈阿Q正傳〉的成因》中回看“年夜團聚”，補敘了相似的殘暴故事。如許，《阿Q正傳》成為魯迅思慮、論述公民性題目的前言。
余論：魯迅對安岡秀夫的批駁
“頓時日誌”的最后一篇是《七月八日》。魯迅在《豫序》中講明，“假如寫不出，或許不克不及寫了，頓時就結束”，但此篇表白其“結束”是有構想的。此篇開首寫補牙，與第一篇《六月二十五日》將“生病”作為“開門見山章第一”構成了照應。此篇重要談兩件事。一是姑娘高來訪，魯迅拿出收藏的河南特產方糖（柿霜糖）接待，姑娘高臚陳柿霜糖的起源和功能，魯迅才想起她是河南人，于是發群情：“請河南人吃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成及也’。”“茭白的心里有斑點的，我們那里稱為灰茭，雖是鄉間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卻用在年夜酒菜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方，便根上系著繩，倒掛在生果展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許半株，用途是放在闊綽的暖鍋中，或許給魚翅墊底。”[50]如許，魯迅從吃柿霜糖引申出辯證法與絕對論的題目。“日誌”就第二件事（做學問）頒發的譏諷性群情就基于這種辯證法：“凡物老是以希為貴。假設在歐美留學，結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討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年夜妥善，況且但丁之類。”“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亞了。”可見，“頓時日誌”系列是停止于方式論思慮的。1957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宣揚任務會議上談及魯迅雜文，說：“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入無力，并沒有單方面性，就是由於這時辰他學會了辯證法。”[51]《七月八日》表白1926年的魯迅已有自發的辯證法認識。
寫畢“頓時日誌”一個半月后，1926年8月26日，魯迅分開北京。后輾轉廈門、廣州，假寓上海，但他一向沒有忘卻“頓時日誌”與《支那平易近族性》。如前所述，1926年末在廈門構想的多篇汗青小說與《七月四日》的開頭直接相干。而《支那平易近族性》及其“嗜筍”說，他暮年數次說起。1933年10月寫給陶亢德的信談及《支那平易近族性》：“這種小冊子，歷來他們出得不少，大略旋生旋滅，沒有較永遠的。此中固然有幾點還中肯，但是牽強附會者多，閱之令人掉笑。”“要之，japan(日本)方在產生新的‘支那通’，而尚無真‘通’者，至于進犯中國弱點，則至今為止，大要以斯密司之《中國人氣質》為底本，此書在四十年前，他們已有譯本，亦較japan(日本)人所作者為佳，似尚值得譯給中國人一看（固然過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52]1935年3月，魯迅為內山完造《活中國的姿勢》一書寫序時說：“明治時期的支那研討的結論，似乎大略受著英國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氣質》的影響，但到邇來，卻也有了煥然一新的結論了。一個觀光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年夜官的書齋，看見有很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事‘高雅的國家’；一個察看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丹青，再往尋尋希奇的不雅覽物事，便說中國事‘色情的國家’。連江蘇和浙江方面，年夜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思的表示的一個證據。”[53]在這里，魯迅否認安岡，但基礎承認并推舉史姑娘《中國人氣質》。他在往世前不久撰寫的《 “立此存照”（三）》中說：“我至今還在盼望有人翻出斯姑娘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剖析，清楚那幾點說的對，變更，掙扎，自唱工夫，卻不求他人的諒解和稱贊，來證實畢竟如何的是中國人。”[54]
但是，如前文所論，在對中國文明實質、各類中國公民劣根性的熟悉方面，魯迅與《支那平易近族性》多有分歧。那么，延續近十年的對“嗜筍”說的諷刺畢竟意味著什么？從上引致陶亢德信看來，魯迅否認的不是安岡的“支那平易近族性”闡述，而是其“進犯”的立場與“牽強附會”的論證方式。魯迅自己對公民劣根性的批評，是以對中國人的愛為條件的，是以他無法接收安岡的帝國主義態度和“進犯”式的研討姿勢。從《故事新編》的構想與《七月四日》開頭的關系來看，魯迅在《理水》《鑄劍》《非攻》等作品中表示貢獻、剛健等平易近族精力，可以懂得為對以公民性研討為手腕的外來“進犯”的反撲。這也意味著暮年魯迅用積極的目光周全對待中國公民性，而不是像疇前那樣更多追蹤關心劣根性。關于japan(日本)“支那通”的研討方式，魯迅后來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1936年除夕脫稿）中又有觸及：“《活中國的姿勢》的序文里，我在對于‘支那通’加以諷刺，且闡明japan(日本)人的愛好結論，語意之間似乎笑著他們的細緻。但是這性格是也有優點的，他們的急于追求結論，是由於急于履行的緣故，我們不該該笑一笑就完。”[55]這里的“愛好結論”“細緻”，均與“牽強附會”相似，是方式論層面的題目。安岡的“嗜筍”說是這種論證方式的極端例證。
魯迅批駁的“愛好結論”及由此招致的“牽強附會”，恰是《支那平易近族性》作為學術著作的最年夜缺點。早在《七月四日》中，魯迅曾經談到“結論”若何下的題目，即所謂“但是洗刷了這一點，并缺乏證實中國人是正派的公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如許看來，《七月八日》對辯證法、絕對論的思慮，亦與魯迅否認《支那平易近族性》的論證方式有關。安岡闡述的第一種“支那平易近族性”是“過度置重于面子和儀容”，他舉的例子是子路“結纓而逝世”，但子路“結纓而逝世”重要是時令、成分使然——所謂“正人逝世，冠難免”，與“面子”有關但重要不是這個題目。安岡的說明有“牽強附會”之嫌。魯迅購置《支那平易近族性》一年前的1925年3月18日，在致許廣平信中也談及子路的“結纓而逝世”，說明為“迂”：“失落了一頂帽子，又有何妨呢，卻看得這么慎重，其實是上了仲尼師長教師確當了。仲尼師長教師本身‘厄于陳蔡’，卻并不餓逝世，真是滑得可不雅。”[56]所以，他從《支那平易近族性》中讀到子路“結纓而逝世”時，大要就有了“異和感”。暮年魯迅仍然是在“迂”的思緒上懂得子路“結纓而逝世”。《在古代中國的孔夫子》（1935）寫及子路：“和仇敵戰斗，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辰也還不忘卻從夫子聽來的經驗，說道‘正人逝世，冠難免’，一面系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肉醬了。”[57]安岡在闡述第三種“支那平易近族性”（“能耐能忍”）時，第一個“極真個例證”是《西游記》中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五百年被唐三躲救出的故事[58]。這實在不合適孫悟空的性情特征。“能耐能忍”原文為“気が長くて辛抱強い事”，直譯當為“慢性質、有忍受力”。魯迅譯為“能耐能忍”，簡練逼真。對《支那平易近族性》來說，“牽強附會”的題目是後天性的。嚴厲說來，“平易近族性”是古代性的題目，而那些小說是古代平易近族國度構成之前創作的，在這二者之間樹立聯絡接觸是方式論的冒險。
《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的寫作時光比《內山完做作〈活中國的姿勢〉序》晚了約九個月。這篇后記中的“這性格是也有優點的……我們不該該笑一笑就完”一語，表白魯迅在將本身對安岡的批駁絕對化。現實上，十年之間數次說起安岡，曾經表白《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給魯迅留下的記憶之深。
注釋：
[1] 魯迅：《頓時支日誌·弁言》，《魯迅選集》第3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339頁。這里的“支店”為日語借詞，意思是“支行”。
[2] 魯迅：《頓時日誌·豫序》，《魯迅選集》第3卷，第325—327頁。文中所引《頓時日誌·豫序》均出于此。
[3] 魯迅：《頓時支日誌·七月二日》，《魯迅選集》第3卷，第343—346頁。文中所引《頓時支日誌·共享會議室七月二日》均出于此。
[4] 魯迅：《日誌十五（一九二六）》，《魯迅選集》第15卷，第625頁。
[5][26][27] 李冬木：《魯迅精力史探源：“退化”與“公民” 》，（臺北）秀威資訊2019年版，第51—163頁，第232頁，第185—193頁。
[6][35] 拜見黃喬生：《中國菜與性及與中國公民性之關系略識——從魯迅〈頓時支日誌〉中的兩段引文說起》，《魯迅研討月刊》2009年第1期。
[7] 魯迅：《頓時日誌·六月二十五日》，《魯迅選集》第3卷，第327—330頁。文中所引《頓時日誌·六月二十五日》均出于此。
[8][56] 魯迅：《兩地書·四》，《魯迅選集》第11卷，第20頁，第21頁。
[9] 魯迅：《頓時日誌·六月二十八日》，《魯迅選集》第3卷，第331—335頁。文中所引《頓時日誌·六月二十八日》均出于此。
[10] 魯迅：《采薇》，《魯迅選集》第2卷，第408、418、419頁。
[11] 魯迅：《頓時支日誌·六月二十九日》，《魯迅選集》第3卷，第339—342頁。文中所引《頓時支日誌·六月二十九日》均出于此。
[12][20][22] 亞瑟·亨·史姑娘：《中國人氣質》，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書社1995年版，第66頁，第6頁，第221頁。
[13] 魯迅：《頓時支日誌·七月三日》，《魯迅選集》第3卷，第346—347頁。文中所引《頓時支日誌·七月三日》均出于此。
[14] 魯迅：《頓時支日誌·七月四日》，《魯迅選集》第3卷，第347—351頁。文中所引《頓時支日誌·七月四日》均出于此。
[15] 拜見魯迅：《兩地書·八》，《魯迅選集》第11卷，第32頁；魯迅：《兩地書·一○》，《魯迅選集》第11卷，第40頁。
[16] 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選集》第10卷，第270頁。
[17] 第三本英文著作與《從小說看來的支那平易近族性》一書的關系待考。該書當為《中國思惟：對中國人世界不雅之重要特征的闡釋》（Poul Carus, Chinese Thought: An Exposit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World-Conception,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07），似無中文和日文譯本。
[18] 拜見范伯群、澤谷敏行：《魯迅與斯姑娘、安岡秀夫關于中國公民性的談吐之比擬》，《魯迅研討月刊》1997年第4期。
[19] 拜見史姑娘：《中國人氣質》，第12—13頁；安岡秀夫『小説から見た支那平易近族性』（聚芳閣，1926年）53頁。
[21] 安岡秀夫『小説から見た支那平易近族性』，5—6頁。“歐洲人”為“美國人”之誤。
[23][32][33][40][41][58] 安岡秀夫『小説から見た支那平易近族性』，95頁，44、64頁，144、150頁，170頁，103—108頁，50頁。
[24] 安岡秀夫『小説から見た支那平易近族性』。譯文盡量接近魯迅譯文的說話作風。“不雅過知仁”出自《論語·里仁》的“不雅過斯知仁矣”一語。
[25] 張夢陽：《譯后評析》，《中國人氣質》，第283—284頁。
[28] 獨應（周作人）：《哀弦篇》，《河南》第9期，1908年12月15日。
[29] 拜見張夢陽：《魯迅與斯姑娘的〈中國人氣質〉》，《魯迅研討材料》第11輯，天津國民出書社1983年版。
[30][38] 范伯群、澤谷敏行：《魯迅與斯姑娘、安岡秀夫關于中國公民性的談吐之比擬》。
[31] 魯迅：《180820致許壽裳》，《魯迅選集》第11卷，第365頁。
[34] 魯迅：《突然想到·七》，《魯迅選集》第3卷，第64頁。
[36] 周作人：《支那平易近族性》，《談虎集》，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436頁。
[37] 安岡秀夫『小説から見た支那平易近族性』，21—22頁。這段話前引范伯群、澤谷敏行論文中有片斷翻譯，但有個體譯錯的詞，分段亦與原文有異。
[39] 這七條曾經由澤谷敏行翻譯為中文，見其與范伯群合寫的論文《魯迅與斯姑娘、安岡秀夫關于中國公民性的談吐之比擬》。澤谷的譯文和魯迅的譯文一樣，漏了關于“孟宗哭竹”的那一句。完全的翻譯當為：“筍與支那人之關系，亦恰與蝦雷同。彼國人之嗜筍，可謂在japan(日本)人之上（亦可聯合‘孟宗哭竹’的故事來思慮）。固然說起來好笑，也許是從那挺然翹然的姿態惹起了想象吧。”
[42] 拜見魯迅：《故事新編·序文》，《魯迅選集》第2卷，第354頁。
[43] 魯迅：《突然想到·九》，《魯迅選集》第3卷，第67頁。
[44] 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魯迅選集》第7卷，第83頁。
[45][48][49] 魯迅：《〈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選集》第3卷，第397頁，第398—399頁，第400頁。
[46] 魯迅：《阿Q正傳》，《魯迅選集》第1卷，第552頁。
[47] 魯迅：《娜拉走后如何》，《魯迅選集》第1卷，第170—171頁。
[50] 魯迅：《頓時日誌之二·七月八日》，《魯迅選集》第3卷，第362—364頁。文中所引《頓時日誌之二·七月八日》均出于此。
[5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揚任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國民出書社1999年版，第277頁。
[52] 魯迅：《331027致陶亢德》，《魯迅選集》第12卷，第468頁。與《七月四日》中的相干表述比擬，這里的“四十年前”不確，書名用“《中國人氣質》”而不再用日譯本的“《支那人氣質》”，應與那時“支那”曾經成為蔑稱有關。
[53] 魯迅：《內山完做作〈活中國的姿勢〉序》，《魯迅選集》第6卷，第275頁。
[54] 魯迅：《 “立此存照”（三）》，《魯迅選集》第6卷，第649頁。
[55]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魯迅選集》第6卷，第465頁。
[57] 魯迅：《在古代中國的孔夫子》，《魯迅選集》第6卷，第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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