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病院吏目沈君傳》載于明顧苓的《塔影園集》。塔影園在姑蘇虎丘，初為文征明之孫文肇祉營構的別墅。文、顧二家有舊，顧苓外祖即為文征明孫婿、文震孟姐夫。明亡后，顧苓從松陵趙氏手中獲得此園，苦心運營，成為一時文人雅集之所。應該說，雖同為年夜明遺平易近，顧個人空間苓既分歧于銳志經濟之學的顧炎武，也有別于獻身收復年夜業的陳子龍，其行事更多帶有晚明江南文士大雅含蓄的風格，固然心坎不無沉痛悲愴，可是寓意地點，仍在詩文字畫等文藝範疇——顧苓本以篆刻巨匠著名于當世。《塔影園集》作為他的一部詩文集，也浸染著這種氣質。此中最著名確當屬《東澗遺老錢公外傳》與《河東君傳》兩文，也成為研討錢柳故個人空間實者常常取資的文獻。
與之相較，《太病院吏目沈君傳》無論就內在的事務仍是篇幅而言，都是一篇小文。太病院，本非朝中主要機構；吏目，則又是此機構中的低階職員；至于其傳主沈颋，亦非那時很著名的醫家。《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之“醫術名人傳記”載有此人，從《姑蘇府志》與《吳縣志》中編錄了簡略的兩條，說他“得東垣派，為吳名醫”，“操行文雅，士論重之”。沈颋《病機匯論》十八卷傳于世，以匯錄後人醫說為主，古代有點校本。因明代江南醫家極多，有新意發現者亦不少，沈颋并不算此中很凸起的。
顧苓此傳篇幅也不長，開篇說沈颋自幼喜醫，術業高超，并特為論述明末戰亂之時的情狀：“居數年，而全國方亂，兵駐姑蘇，無貴賤主客文武，悉就君及錢塘劉默生所，治病各有騐，優良，兩人齊名。”劉默生即《證治百問》的作者劉默，由錢塘遷居姑蘇。據傳文所載，劉默暴病身亡后，沈颋遂單獨為姑蘇人診病，并著書立說。庚戌年（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沈颋“受戒于靈巖儲僧人，作降生因，來歲正月遂卒，年六十有九”。“靈巖儲僧人”當為姑蘇靈巖山寺方丈弘儲法師，他交游普遍，門生多東林一系之江南名流。沈颋從其受戒，也反應出內涵的心志，雖謂之“降生因”，實應不無“進世”之緣。
隨后，顧苓之筆從行醫上轉開：“君寫字賦詩，畫山川小景，皆有法，以治病掩其它長。”沈颋善於詩字畫，恰是講座場地晚明文人詞客的常格，表白他不只僅是醫家，更為雅士。顧苓進一個步驟溯及沈氏之門第：“君鼻祖孟新，其弟孟淵，生當國度隆盛之時，為吳中大雅之祖。”沈颋的鼻祖名沈泓（字孟新），其弟沈澄（字孟淵）為明初山川畫家。更著名的是沈澄的后代：“孟淵子貞吉、恒吉，恒吉子周，世所稱石田師長教師，代有清操隱德。”貞吉、恒吉為沈澄兩個兒子沈貞與沈恒的字，他們也是著名的山川畫家，徐沁《明畫錄》謂之：“兩沈并列神品，壽俱年夜耄。”而沈恒之子乃是大名鼎鼎的沈周，吳門畫派開宗者，明四家之一。沈澄這一支，可謂畫家輩出，寓情山川，遁居不仕，即顧苓所言之“代有清操隱德”。
相較而言，沈泓這一支則更偏于做官：“孟新之孫鎧，中成化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主事曾孫柱臣，以明經司訓滁州，實生公。”主事與教諭都不是什么高等官員，但總算是躋身仕途。不外，“二百年來，幽閨婦女，草澤君子皆知石會議室出租田師長教師，而學士年夜夫不克不及舉禮部主事名”。此當然由於主事并非年夜官，但顧苓更主要的意圖在于誇大隱逸處士是可以或許活著間取得更多承認的。而沈颋亦好詩文字畫，雖掛了個吏目之名，但并未現實到差，所以也是不樂朝上進步之士，不年夜像祖上沈泓一支，倒有沈澄一支的作風，所謂“名流風騷，在此不在彼也”。
可以說，顧苓在沈颋甚至全部沈氏家族那里，取得了一種精力共識，由於他本身不單是流連詩畫的大雅之士，也是一個決然擯棄了功名的人。這篇列傳一個真正有興趣味的處所——固然未必是顧苓本意——在于醫家與畫家的并列。明代以來，江南文風頗盛，高雅之士濟濟聚會場地，但進身宦途的機遇究竟絕對無限，在這種情形下，字畫和行醫就成為文士能夠躋身此中的兩個範疇。一來這兩個範疇都需求相當的文明素養，二來也都可以表現出必定的精力性內在。
就繪畫尤其是山川畫而言，文人式的情懷、意境、興趣可以充足地投注此中。至于醫學，則可與天道相連，更不消說懸壺濟世自古就是一種富于品德感的個人工作。固然就社會全體層面而言，相較于為官，繪事與醫事畢竟仍是在位置上低了一層，但究竟不掉為文士可以從事的範疇，也可以在相當水平上知足其文明莊嚴與自我認同。
不外，若從繪畫與醫學本身的角度來看這個景象，則又多了一個復雜的面向。蓋因文人非論對其若何“雅化”，都得面臨這個實際：這些範疇底本對于身手有很高請求，需求從業者像匠人普通持久磨礪本身的手藝，而這又是與傳統文人清雅高蹈之風格有所牴觸的。古代有研討者批駁文人畫家的“業余”，以為他們在翰墨基本有欠的情形下率意而作，從而傷害損失甚至遺掉了真正的繪畫傳統。
至于醫學，徐靈胎早就批駁“文人騷人及貧賤之人，文理本優，偶然檢核醫書，自認為已有心得”，旁人見這些人有學問，非常信從，專門研究醫家因學問不敷，也辯不外他們。這些文人“遂肆然為人治病，愈則為功，逝世則無罪”，“更著書立說，貽害后世”，真可謂“瀏覽醫書而誤人”（《醫學源流論》）。
無須置疑，文人的追蹤關心與介入極年夜晉陞了繪畫與醫學的文明位置，豐盛了其文明表達。不外，繪畫與醫學的身手性基礎同時也能夠遭到了挑釁。在這一過程中，高雅與身手畢竟是統籌彼此仍是捉襟見肘，確切是一個要害的題目。這個題目不只指向這些專門範疇自己，同時還牽涉傳統文明中的“物之序”，此乃更高層面的“在此不在彼也”。
（作者單元：浙江年夜學中西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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