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時身后抽像的人為塑造——兼論楊時墓志撰寫的風波
作者：朱學博（重慶年夜學人文社科高級研討院講師）
和溪（廈門年夜學哲學系博士后，本文通訊作者）
來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十七日壬午
耶穌2020年6月8日
摘要
與楊時身后醇正光輝的抽像相反，在兩宋之際對于其晚節存在各種質疑與非議。但以陳淵為首的楊氏門人后學，應用諸多蓋棺定論性的文字資料的組織、文飾，對楊時的抽像和歷史位置進行了一系列新的構建。楊時與蔡京父子的關系、高麗國主問龜山何在、《三經義辨》終結王學、“吾道南矣”說等，大批貌同實異、真偽交織的資料不斷層累的塑造出一個掉真的楊時抽像。陳淵與胡安國還就楊時墓志的撰寫產生了爭論，最后以陳淵違背胡氏之意，改寫楊時墓志而告終。
關鍵詞：楊時；晚節；胡安國；墓志；歷史抽像
楊時去世后，胡安國曾在致陳淵的信中感嘆道：“眾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1]然與胡氏所說的“疑謗”二字相反，楊時在后世留下的完整是程學正宗、醇儒宗師的光輝抽像，古人也很難聯想到楊時當時有何被“疑謗”之事。形成這般反差的緣由是其去世后，以陳淵為首的楊氏后學進行了一系列了抽像塑造活動，通過各種文獻剪裁、組織，負面信息的修飾、掩蔽，對楊時的學行、道統位置的表述和評價進行了新的敘事和書寫，最后在歷史的感化下完成了楊時抽像的塑造和道統位置的建構。這些貌同實異的表述和真偽交織的史料，不僅對于后世關于楊時的研討誤導宏大，對宋代學術史、思惟史研討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為此，本文就有關問題進行系統性的梳理和探討。
一、楊時晚節辨
北宋末年，政事昏弊，時局倉惶，楊時年過七十而突被征召進朝任秘書郎，很快又侍講經筵、除任諫議年夜夫等職。一時間頗有元老耆宿出山力挽時弊，要回元再造之感。惋惜時局勢包養條件急轉直下，楊時也難有作為，很快因上疏言事被罷。但實際在當時這段歷史中，還有更為復雜波折的故事。楊時的真實抽像也并不是空有抱負，難以發揮的志士醇儒。在欽宗靖康元年楊時遭到朝官和太學生的攻擊，有主要的一點是與蔡京父子有關。而在南宋中期仍然有許多學者討論此事，《朱子語類》中曾連篇累牘，大批記載了門人門生討論楊時晚節出處的問題。只是由于兩宋之交的史料缺略與碎片化，以及楊時在后世不斷被儒士學者所推重尊奉，良多負面的史料不斷被掩蓋掩蔽，而正面積極的史料持續得以加強和建構。所以底本在兩宋之際部門指責楊時道晚節有虧的文獻不包養網比較斷淡出公眾視野，以致于底本極為了了的歷史事務后世也晦暗難言了。
（一）楊時受蔡京父子汲引與其袒護蔡攸辨
在詳細討論此事之前，先簡單梳理下楊時暮年之出處。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楊時七十二歲，奉旨任秘書郎；七年，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靖康元年（1126），初為著作郎兼侍經筵，隨后即除右諫議年夜夫兼經筵試講、國子祭酒。但因上疏力諫王安石禍國，請廢新學，罷其配享孔廟，而遭到部門朝官彈劾，遂被罷祭酒。
楊時暮年忽然出仕是受蔡京父子選拔的。雖然其門人后學多有回護或閃爍其詞，但不少宋代文獻中還保有此事記載。如《朱子語類》卷一百一記載了十余則關于楊龜山晚節的討論，譬如“問龜山暮年出得能否”、“曰渠用蔡攸薦亦未是”、“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聞龜山晚歲一出，為士子詬罵果有之否”等條，皆記載詳實。原文較多，不再抄錄，歸納綜合而言即：“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推薦福州張觷，蔡京遂用張觷為塾師。張氏以師道自負，異于他客。后蔡京進書院，向張氏訪䇿。“張氏曰：‘本日救時己是遲了，只要整理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龜山為對。龜山自是始有召命。”[2]
蔡京專權當政，惡名昭彰，為士人不齒。楊時受蔡氏舉薦而出，天然是一件有損醇儒抽像之事。從《朱子語類》所載諸多門人蜂擁質問楊時晚節之事看，當時士論滾滾的情形尚能想見一二。朱熹門生林擇之即婉言“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3]，朱熹本身也曾言：“龜山做人也茍且，是時不免難免祿仕，故胡亂就之。”[4]這里所謂“茍且”是隨意、不謹飭之意。總體朱熹對楊時晚節的評價還是褒年夜于貶的，其雖然婉言楊時“幹事都渙散無倫理”，“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當求助緊急之時，人所屬看，而著數乃這般，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為缺乏用”，但朱熹本身也表現：“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大好人出來救之”，“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夢到他位置在”。[5]
不過除了受蔡京父子汲引之事外，更有一事惹人譏議，對楊時晚節影響更年夜。即在欽宗靖康時國事求助緊急，全國士論蔡氏為短期包養禍國殃平易近之首，朝臣累章彈劾。而時為諫議年夜夫的楊時卻顧念蔡氏汲引之恩，言說“毋攻居安”（蔡攸字居安）。此事史料缺略甚多，且后來楊時一派學者門庭廣年夜，后學儒士罕有議論，遂使本相晦暗。《朱子語類》曾載：“欽宗即位，為諫議年夜夫。因爭配享事，為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常與蔡京諸子游，今眾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6]但朱熹亦言：“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腕。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7]“孫仲益”即孫覿，其時為御史，彈劾蔡氏頗力。
楊時能否當時曾為蔡攸出言斡旋，關系其醇儒抽像。經上文論述，楊時受蔡京父子汲引出山一事已無可疑。而《朱子語類》“渠用蔡攸薦”條下小注云：“蔡老，令攸薦之。”[8]即蔡京當時大哥，實際是讓長子蔡攸向朝廷舉薦楊氏。宣和六年，蔡京已年近八十，史料亦多有記載，其暮年目昏體弱，政事皆由諸子操辦。雖然蔡京或蔡攸舉薦并無本質區別，但蔡京是禍國殃平易近之首而遭抨擊，楊時能否顧念舉薦之情而避重就輕，為蔡攸出言？以道理而言，楊時這樣的儒者宗師當然不應該有此行為。朱熹亦力斥孫覿“毋攻居安之語則誣”，但朱熹畢竟非當時之人，亦未提出證據。反而，殘存的史猜中流露出一些線索是楊時能夠袒護過蔡攸。
起首，我們在楊時之《龜山集》確實找不就任何抨擊或批評蔡攸的文字。在其《上欽宗天子書》中曾言：“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蠧國害平易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葢京以繼述神宗天子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9]此是楊時集中獨一抨擊蔡京的文字，但其文本意是攻擊王安石新學禍國，欲罷王安石配享孔廟之事，且行文中亦未及蔡攸。朱熹亦曾言及：“龜山彈蔡京亦是只不敏捷”，“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可見，在彈劾蔡京之事上，楊時確實不積極。
其次，關于楊時袒護蔡攸的文字并不是孤證，部門宋代文獻仍有所記載。上文說起朱熹稱楊時有“毋攻居安”之語是孫覿所誣。今檢孫覿撰《鴻慶居士集》卷八有《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一文，曰：“諫議年夜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淵圣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為有罪，論奏不已。”[10]南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亦引此。與朱熹所引分歧，孫氏自己是稱楊時宣言淵圣（即欽宗）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勿攻蔡攸。此狀是孫氏在建炎元年上奏高宗，且言及欽宗，當時距楊時此事不過一年，朝官知之者不少，應不至于完整處于誣捏編造。又南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亦載：“淵圣嗣位，臺諫交章請誅京、攸。雖楊中立難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11]
再次，南宋《靖康要錄》卷六“六月十五日”條載：
右司諫徐秉哲奏：楊時年逾七十，老無戒得之識，日造蔡攸之門，進逐其騃後輩游。從于道觀僧舍，以幸薦拔，學者無不羞之。因緣蔡氏除館職、進侍講，遂為諫議年夜夫，可謂峻矣！本年春臺諫官集于檢院，共論蔡氏之惡。時搖手以止同議者，曰：“且無及居安。”居安，攸字也。身為諫官，不恤公議，容奸黨惡略無忌憚，近在太學，議論輕脫。諸生紛拏，幾致鬧事。無德服人，遂罷祭酒。’[12]
以此可知，上文說起的朱熹等言“毋攻居安”之言，實際是自徐秉哲奏章“無及居安”。徐秉哲與楊時同時，從“本年春”如此可知，其奏言便是當時之事。徐秉哲為了彈劾楊時，措辭夸張劇烈，不可一世，此亦是朝官彈章常見的問題，我們尚不至于以此懷疑楊時之學行品質。但擯除情感顏色，其所言的事務卻是主要史料。由于上書對象恰是欽宗，又為當年發生之事，且徐秉哲所描寫時間、地點、甚至楊時“搖手以止同議者”的動作皆巨細無遺，難免增添了此事的可托度。
最后，還有一條非常主要的資料，從側面可以作證楊時和蔡氏的關系。南宋初曾協的《云莊集》中有《右中㪚年夜夫提舉臺州崇道觀強公行狀》一文，此中記載：
楊公時一見公，年夜奇之，曰：“強氏有此人。”一時名勝造門……居鄉二年，殆無岀仕意。親故更勸勉，乃再趨朝，詣吏部，視文榜有湖州司錄事者，即求以歸。時論為之扼捥，而公恬然自如也。楊公時屢為蔡攸輩言之，不效。公于蔡氏雖姻戚，然未嘗少為之屈，故不消。[13]
此文是曾協為強行父寫的行狀。強行父，字幼安，錢塘人，與周紫芝、唐庚等友善，著有《杜荀鶴警語圖》一卷。此段文字流露出一個主要信息，即楊時曾屢次向“蔡攸輩”推薦強行父，恰側面表現楊時與蔡氏確實有關系，否則不成能屢次推薦人仕進。
綜上所述，楊時暮年出山是因蔡氏父子汲引，而他在后來眾人彈劾蔡氏的時也不甚積極，亦有較年夜能夠出言袒護過蔡攸。但必須強調的是此事之考證并非意指楊時學行質量有掉，亦不會以此否認楊時一代名儒的位置。正如上文朱熹所言，“他性慢，看事理也這般”、“幹事都渙散無倫理”。在風云激變的關口，楊時的性情和政治才能的缺點形成了其疏于應變。而本文所重視的是基于楊時晚節出處上有這般多的糾葛與議論，卻在其門人與后代表學人士的不斷修飾、遮蔽、重塑中構建出了另一種醇正光年夜的抽像。從來的《宋史》等文獻來看，后世對楊時抽像甚至道統位置、歷史位置的評價，都是來源于這類累增重構的敘述。此中比較主要的還有高麗國主問“龜山何在”事務。
（二）高麗國主問龜山事及傅墨卿與蔡氏關系
在楊時去世后，以陳淵為首的龜山門人不得不面對一件辣手的事務，即若何外行狀、墓志等一系列記載生平、蓋棺定論的文字中解釋楊時暮年出山的緣由。陳淵是楊時的自得門生，同時又其女婿，負責收拾楊時的遺書與行狀、墓志的編訂。但當時與楊時來往的朋輩、朝官年夜多了解楊時出山的原委，所以陳淵等人也不太能夠完整否認其與蔡氏父子的關系。于是陳淵等重要采取了選擇性含混、回避關鍵信息和偷梁換柱的手腕組織資料。
起首，今可見的楊時行狀與墓志有兩套，即胡安國《龜山師長教師墓志銘》、《楊龜山師長教師行狀》（此有很年夜問題，詳見下文），呂本中《楊龜山師長教師行狀》、《楊龜山師長教師行狀略》。呂本中是楊時門生，行文多溢美。而陳淵對胡安國撰寫的墓志并不滿意，此中出現了不小的風波。（詳見下文論述）
為了清楚對比，先以表格列出胡、呂二人行狀與墓志中關于楊時出山的緣由：
胡安國《行狀》：
是時從公學者益眾，雖高麗國王亦問公“何在焉”。宣和中，因丞相京薦，召為秘書郎。[14]
胡安國《墓志》：
是時，全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徳老成置諸擺佈，開導上意，庻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15]
呂本中《行狀》：
時丞相蔡京客張觷，言于京曰：“明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急引舊徳老成置諸擺佈，庻幾猶可及。”問其人，以師長教師對。京因薦之。會路君允迪使高麗，國王問：“龜山師長教師何在？”乃召為秘書郎。[16]
呂本中《行狀略》：
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徳老成置上擺佈，開導上意，庻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師長教師今在何處？”兩人對：“甜心寶貝包養網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短期包養因勸當局，宜及此時力引師長教師，當局然之。遂以秘書郎召。[17]
對比幾段文字，我們發現在胡安國《墓志》和呂本中《行狀略》中都沒有直接說起蔡京的名字，只隱晦的稱“當世貴人”；而在《行狀》中則明確說起了蔡京舉薦楊時的工作。這是由于行狀和墓志自己用處和體例有所區別而形成的敘事差異。行狀普通是詳細記述作者生平，宋代朝官的行狀在其家人編訂完成后，往往還要進呈朝廷，作為國史等史志檔案的取材資料，而墓志是作為私人下葬時的生平記述，所以行狀在篇幅和事務記載上都比墓志詳細。有時家屬請名家尊者為逝者撰寫墓志，往往也會供給行狀，作為墓志的取材。而墓志代表了一種逝者的哀榮，更有蓋棺定論，傳之千古的意義。故墓志文辭自己有彰善隱過的特點，溢美文飾也是極為平凡的。所以在胡安國《墓志》、呂本中《行甜心寶貝包養網狀略》中都選擇含混失落蔡京的名字，來為楊時晚節出山之事遮蔽。
此外，呂本中提到了高麗國王問楊時何在的工作，但胡安國的《墓志》中沒有（胡氏《行狀》中說起，但此為陳淵竄改，詳見下文）。在胡安國的表述中，楊時出仕的緣由只要一個，即“因丞相京薦，召為秘書郎”。而在呂本中的敘述包養網ppt中，楊時出仕不僅有蔡京的推薦，還因為有高麗王問楊時何在的原因。兩者意義實有天壤之別。因為多參加高麗王之事，則表現楊時高名遠播外域，其被召為秘書郎并非僅因蔡氏。這對楊時晚節評價的影響是不問可知。
那么，高麗王問過“龜山師長教師何在”之事能否真實？惋惜我們現今無法見到關于當時的高麗史料文獻中記載此事。但依據零碎的宋代文獻，卻能顯示出一些蛛絲馬跡。起首，關于事務中高麗王所問的兩位使者路允迪、傅墨卿是有據可查的。路允迪，字公弼，歷任禮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等。傅墨卿，字國華，山陰人，歷任實錄院修撰、中書舍人、禮部尚書等職。關于二人出使高麗之事，史傳多有說起，此中以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記載最詳：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玄月，以國王俁薨，被旨兼祭祀吊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仲春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船……十四日丁卯錫宴于永寧寺，是日解船出汴。夏蒲月三日乙卯，船次四明。[18]
則兩人在宣和四年三月奉詔，經過一番準備，到宣和五年出發，蒲月才從四明出海（今寧波）。但史猜中并未記載高麗王說起楊時之事，若何判斷此事真偽？其實，在陳淵寫給胡安國的一封信中，恰好流露出傅墨卿出使與楊時被舉薦的關系。
陳淵《默堂集》卷十七云：
（宣和五年）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袐書郎召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㫖許于經由三路，常人才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才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某者，愿以所得薦三路人才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19]
恰是由于陳淵的書信，我們可以明白的了解，傅墨卿（字國華）之所以能推薦楊時，是因為其奉旨出使高麗（三韓），可以于其途徑之地搜羅人才推薦，且“不限以員”。而后來傅墨卿上奏推薦楊時的來由是“京西、淮、浙，人才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某者，愿以所得薦三路人才薦此一人”。最基礎未說起有所謂高麗王問龜山何在之說。且如上文所言，傅墨卿共推薦了兩次，宣和五年第一次舉薦，楊時“以足疾，辭不赴”。并非呂本中《行狀》中表述的：“會路君允迪使高麗，國王問：‘龜山師長教師何在？’乃召為秘書郎。”
那么，因何以傅墨卿這般青睞楊時，甚至“愿以所得薦三路人才薦此一人”。當然，其時楊龜山年逾七十，已是學術年夜成，卓然宗師之際，其“抱道處晦”之風能夠確實折服傅墨卿。但更為關鍵且長期被后世所忽視的一個緣由是：傅墨卿與蔡氏一黨有親密關系。
楊時的《龜山集》中有兩封書信，一是致傅墨卿的，此中有“自念衰晩，缺乏為世用”、“審察之命，自度㪚材不中繩墨”[20]如此。上文說起楊時宣和五年“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此信恰是當時楊氏寫給傅國華表現感謝與推辭的回信。別的，還有一封信《答傅子駿》，首先便云：“姑蘇之別，倐忽余六年。”[21]傅子駿即傅崧卿，子駿是其字。傅崧卿是傅墨卿之弟，此信言明六年前與傅崧卿在姑蘇曾有交游，雖今難以考證具體年月，但楊時在宣和六年被召進朝前，曾長期居住毗陵（常州），期間往來江南各地，能夠往過姑蘇，故楊時和傅墨卿之弟傅崧卿能夠亦早有友誼。
更主要者，據《宋史·蔡翛傳》載：
翛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全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計。”翛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22]
恰是由此史料保存，為我們供給了兩個主要信息：1.傅墨卿是蔡攸之弟蔡翛的甜心花園門客，曾向建言“蔡氏必破，當亟為計”。2.蔡攸、蔡翛聽取建言后“稍持正論”，遂引楊時等用之。
串聯傅墨卿、蔡氏兄弟、楊時之間的關系，結合上述史料，不難得出如下推論：北宋末年蔡氏父子兄弟見時局危殆，開始汲引君子攙扶，以福州張觷為首的楊時熟人極力向蔡氏推薦楊時。傅墨卿是蔡氏門客，其弟傅崧卿早前亦認識楊時。其奉旨出使高麗，可以由其所經三路中推薦人才，而蔡氏集團當時又正欲汲引楊時。很能夠便是蔡氏授意，讓傅墨卿藉此機會向朝廷舉薦。所謂高麗國主問楊時何在的史料楊時生前并未出現，楊時的進朝完整是蔡氏的運作。其實當時蔡攸等尚操縱年夜權，良多官員取用與其態度有關。又鑒于楊時后來也屢次向蔡攸輩推薦強行父為官，楊時當時與蔡包養意思氏兄弟的關系并不差。以此回味上文所引徐秉哲奏書云：楊時日造蔡攸之門，進逐蔡氏後輩游。雖是夸張之詞，但也道出了楊氏與蔡氏一門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楊時墓志撰寫風波
楊時去世后，分別由門生呂本中撰寫行狀，友人胡安國撰寫墓志銘。由胡安國《龜山師長教師墓志銘》中“（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23]之言可知，呂本中的《楊龜山師長教師行狀》撰寫在前，胡安國《墓志》是楊時去世的第二年依據呂氏《行狀》而撰寫。《伊洛淵源錄》中還記載胡氏寫給陳淵的書信，云：“龜山志銘，初不敢下筆。以情義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為之。”[24]可見，還是陳淵等楊時后人主動力邀胡氏撰寫墓志的。但胡安國所撰的《墓志》并不使陳淵滿意，甚至惹起了不小的爭論與風波。二人關于《墓志》的行文和楊時生平一些事跡的評價，展開了討論與爭辯。而呂本中的《行狀》也有文字惹起胡安國的不滿。古人收拾的《楊時集》有還有題名胡安國版的《龜山師長教師行狀》（此有很年夜問題，詳見下文）。雖然此中不少史料已缺，但陳淵《默堂集》、《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志銘辯》、朱熹等人語錄中的討論，仍然供給了大批的線索和信息，可以還原當時的論辯。
（一）胡公安國諸人實傳其學
雖然在《龜山師長教師墓志銘》中“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一句后，胡安國直接進進了楊時生平的介紹，后人讀來沒有任何的異樣。但實際呂本中《行狀》中有一句話，惹起了胡安國的不滿，即呂本中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前生，而胡公安國諸人實傳其學。”[25]包養留言板這樣的表述使得胡安國成為“實傳”楊時之學的門生，胡氏的湖湘之學一下納進了楊學的宗裔，此點不僅關系胡氏一門學問淵源，還關系到理學道統的譜系，胡氏天然不克不及含混。《龜山志銘辯》中特別記載了其與兒子胡宏的討論：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若何？”答曰：“吾于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師長教師所授。吾所聞在《年齡》，自伊川師長教師所發。[26]
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胡安國搭配上謝良佐、游酢，表現本身與“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另一方面，涇渭清楚地表現“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楊時所承是明道師長教師的《中庸》一路，本身所承是伊川的《年齡》。即皆是二程傳人，相當于是同學關系，且所傳分歧。
而關于此事，胡安國應曾讓其子胡寧往信給陳淵廓清。雖此信沒有流傳下來，但陳淵的回信卻保留在《默堂集》中，其在《答胡寧和仲郎中》一書中匆忙道歉云：“‘鄒陳以師禮事龜山，胡公實傳其學。’此居仁作行狀，掉于審詳之過。銘序中不及，淵知其意矣！”[27]即表現是呂本中作行狀“掉于審詳之過”，本身深知胡公在撰寫《墓志》時刪往此的意圖。
其實朱熹曾談及：“畢竟訂婚之學，后來得于上蔡者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于游、楊二公。”[28]《宋元學案》也將其列為謝上蔡的門人。現在學界對于胡安國與湖湘學派的淵源與流變，研討已非常豐富了，普通認為胡氏的湖湘學派和楊時的道南學派，是兩宋之際程學演變出的并駕齊驅的兩年夜支派，不以胡氏之學傳自龜山之學。而呂本中《行狀》中這樣的表述，無非是在學脈、理學譜系中增添其師楊時的位置。
（二）差市易務事不就
在宣和五年楊時被蔡氏舉薦前進朝前，曾得差常州市易務事，但楊時并未就職。胡安國在其《墓志》中寫道：“成都府國寧觀，后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29]緊接著上面就寫了蔡氏舉薦楊時為秘書郎之事。
這樣的行文惹起了陳淵的質疑，因為當時常州市易務的差事楊時辭往未就。陳淵曾致信論說此事：
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執政，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答以：“老不克不及辦事，唯求一筦庫為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于吾事無濟。然市易包養行情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至五年秋末，果退闕。[30]
由此知當時楊時年已七十，罷往祠官后較為貧困，所以請郭慎求“唯求一筦庫為貧”，即無非是找一閑差可得俸祿養老。因其當時居住毗陵的緣故，郭慎求就近找了常州市易務的差事。但其實這個差事并非空白，而是“前一日為人所授”，郭氏不知，后來楊時便退闕未就。
底本胡安國亦了解楊時未就此市易官，但卻隱往未就之事，反而惹起了陳淵的質疑，對此胡氏有所解釋：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師長教師不欲為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志》中何以削往‘不就’二字？包養犯法嗎”答曰：“此是它門不曾契勘前人出處。年夜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卻受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前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安閒此中，乃是畫出一個活底楊龜山也！[31]包養sd
在胡安國看來，假如寫了“不就”二字，則普通讀者必感覺“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卻受而不辭”，天然顯得楊時嫌棄市易務之官卑小，而貪圖秘書省校書郎這樣的京官。
而陳淵后來亦辯解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掉其實矣。”[32]即前者是宣和五年之事，后者是宣和六年，底本并不會有誤解。是胡安國《墓志》中將兩者連起來行文，且有出事實。但胡安國對本身刪往“不就”二字是相當滿意的，認為“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乃是畫出一個活底楊龜山”，而他批評陳淵等“不曾契勘前人出處”。
平心而論，其實胡陳二人所爭論的并非是事務的自己，因為二人在事實的認知上并無異議，所重視的是讀者心中塑造的楊時抽像。陳淵等重視“不就”二字的意思：一者是尊敬事實，二是不想小了龜山的抽像。從上文陳淵信中轉述楊時之言看，楊時也表現過“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的，這樣卑小的差事似乎與年已七十的宿儒元老不相稱。而胡安包養價格國想防止讀者有“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的誤解，同心專心要畫出一個“不卑小官”的“活龜山”。這般雖然高超，但不得不說亦有些曲筆文飾。
最后陳淵折衷兩種利害曰：“今削往‘不就’二字為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于《墓志》，亦可也。”[33]即其表現胡安國的考慮有理，但事實也很主要，故提出折衷計劃：不將此事寫進《墓志》。畢竟市易務之事楊時未上。但今史猜中剛好堅持了胡安國的回信，其在《答陳幾叟書》中特別拒絕了陳淵提出的“雖不見于《墓志》亦可”的提議：
如差監市易務事，乃生平履歷，故不成闕。若據龜山所言，卻甚清楚，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為市易官。”于語脈中轉了龜山之意，卻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為。須當削往“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為筦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34]
胡氏一方面表現“差監市易務事，乃生平履歷，故不成闕”，另一方面特別援用《孟子》“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之言，強調此點可體現楊時雖不被重用，困頓在野，但不怨朝廷，尤且不卑視小官，“年已七十，欲為筦庫”，“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
而后陳淵在另一封信中曾有言：“‘不就’二字，已悉雅意。《墓志》第二本已送往將樂矣。”也便是說，確實《墓志》有一個所謂“第二本”的修正版。而今《楊時集》中有另一個托名胡安國《龜山師長教師行狀》，實際應是楊時最后的上碑刊刻的墓志，此中便包養dcard完整刪往了市易務之事（詳見下文）。可見，最后陳淵仍然包養平台沒有接收胡安國的理念。
（三）楊時最終墓志版本
現在最為通行的《楊時集》，是由林海權師長教師點校收拾，中華書局出書，此中收錄了一篇題為胡安國撰的《楊龜山師長教師行狀》。[35]據其后林海權師長教師的校勘記可知，此文出自光緒十年重建的《蛟湖楊氏族譜》卷首，但原文并無標題和作者的題名，所謂“胡安國《楊龜山師長教師行狀》”是林師長教師所擬。之所以確定是胡安國為作者，是因為文中部門文字與胡安國的《楊龜山墓志》分歧，尤其是有“崇寧初，代余典教渚宮”一段，這恰是《墓志》中胡安國回憶其與楊時來往的敘述。而既然宋代各類史猜中都記載了胡安國《墓志》，那么此篇應該不是墓志，便歸為行狀了，《蛟湖楊氏族譜》也將此文次于呂本中的《龜山師長教師行狀》之包養網比較后。
但實際并非這般，這篇不是行狀，而應是楊時墓志。起首，這篇所謂的《行狀》不單增添了高麗國主問龜山何在之事，還刪除了上文說起的一切陳淵和胡安國交鋒的話題。尤其是“差監市易務事”的事跡，胡安國已經明確表現“不成闕”、“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而這個《行狀》完整刪除了。其次，胡安國在給陳淵的回信中曾義正言辭的言明：關于楊時《墓志》，“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作論辯存于今者，其傳浸廣’可也。”[36]便是底本《墓志》中“凡著作論辯其存于今者，非見諸行事”一句最后五字可改為“其傳浸廣”。這是胡安國獨一允許陳淵改動之處。可是實際我們看到《行狀》和底本的胡氏《墓志》差異宏大，基礎改寫了年夜半的內容，改寫的文字有的來自于呂本中《行狀》，有的則是從頭撰寫。最后墓志的銘文部門，也完整與胡安國的版本分歧。
但值得留意的是，這個違背胡安國意思的新版《行狀》，恰好能夠是最后真正刊刻包養故事應用的楊時墓志。因為此文的最后有兩行主要的文字：“右朝靖年夜夫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務賜紫金魚袋呂聰問書冊；觀文殿年夜學士左銀青光祿年夜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篆蓋。”[37]此中“右朝靖年夜夫”應作“右朝請年夜夫”，是手平易近之誤。楊時是紹興五年往世，而呂聰問在紹興四年確實擔任過上述官職，如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十九“紹興四年八月丙申”條載：“右朝請年夜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務呂聰問”[38]，曾上疏請求追奪王安石謚號。而宋代鄒浩的《道鄉師長教師文集》前有李綱序文，后題名云：“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年夜學士左銀靑光祿年夜夫李綱”。可見上述兩人的結銜于包養網站史料皆有應證，而既然有李綱的篆蓋、呂聰問書冊，則此必是最后墓志的定本。且據上文可知陳淵對胡安國撰寫的《墓志》很不滿意，而此版本的大批修正都是回避了上文說起的爭端，基礎體現了陳淵的主張。能夠最后這個版本的《墓志》恰是出于陳淵之手筆。
此外，楊時包養ptt身前還撰寫過《三經義辨》一書，專攻王安石《三經新義》。在陳淵等門人看來，此是楊時平生批評王學的主要功績，值得年夜書特書。但是胡安國《墓志》中僅引當時朱震奏疏之言：“所著《三經義辨》，無益學者。”陳淵在信中云：“今《墓志》所書，止引朱子發奏疏云：‘所著《三經義辨》，無益學者’。某之愚見，更欲少賜提掇之。”[39]即盼望胡氏可以再‘提掇之”，多美言幾句。當然，由上文胡安國的回信可知，其完整拒絕了陳淵這類修正請求。至于楊時《三經義辨》的歷史評價和在后世的傳播接收問題，筆者在《楊時新考》[40]一文中已詳細論述，此處不再贅述。簡言之，其書在南宋的影響和評價并沒楊氏后學所溢美的那樣，朱熹也曾批評過此書。而進元包養平台之后，此書便散佚不存了。胡安國之所以不過度表揚《三經義辨》，歸根究竟還是實事求是，不愿意違心夸飾。
三、楊時身后抽像的塑造
基于厘清了上述各種楊時晚節的糾葛和墓志撰寫的風波，上面才可以真正探討關于楊時身后抽像的塑造問題，此不僅對于楊時學術評價、歷史位置有包養網心得決定性的感化，對于宋代學術史、思惟史亦有不成忽視的影響。
起首，較為明確的是底本楊時的晚節出處是遭到非議的，即胡安國所感歎的“眾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然此種所謂“疑謗”的情況，很快在后世減弱滅亡，留下的是楊時醇儒學者的正面抽像。一方面，對于蔡氏父子的汲引，當時士人也多能懂得，所謂“全國多故，宜引耆德老成”，又如上文所述，朱熹曾反復強調的：“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大好人出來救之。”而另一方面，高麗國主問龜山何在的事務被不斷強化，拔出楊時暮年出仕的敘述中，甚至讓人覺得其出仕的很年夜緣由是因其名動四海，及于外邦，惹起皇帝重視。但實際所謂傅國華的舉薦并非因為高麗國主，此事在楊時生前并未有人聞說，是其去世后門人散佈于世的，底本胡安國墓志亦不記此事。而基于這種偷梁換柱的語言書寫，《行狀》、《墓志》（陳淵改版）、《宋史》等等后來文獻不斷的轉載、強化，使得高麗國主之事好像真實的史事融進了楊時生平的記載，其暮年進仕的糾葛已不再惹起后來讀者負面顏色的感知了。
更進一個步驟看，回顧上文所及，楊時的出山并未有什么實際作為，朱熹在暗裡與門人的議論中也屢次直之言楊氏“只是出得來，不濟事”、“無殺活手腕”。但在后來胡安國后來給陳淵回信中曾評價楊時當時作為：“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后來年夜段狼狽也。”[41]其實此句胡氏并沒有寫進《墓志》，但楊時后學頗為引重。尤其是朱熹對此句特別推重，其言：“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訂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42]后來《伊洛淵源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都有援用，后代甚至成為典故。南宋后期的吳勢卿在為懷才不遇的老友蔡杭作挽詩曾寫到：“龜山如用救得半，君實未亡猶可為。”恰是將胡安國此語作為典故比擬蔡杭，可見此語之流播與接收。而由此不問可知的是，楊時此已成為良言良策不被朝廷聽用，無力回天的孤忠悲情況象，和底本一身糾葛、“不濟事”的真實情況相往甚遠了。
其次，楊時與蔡氏家族的關系被掩蓋。雖然在當時求助緊急之際，楊時受蔡氏父子的汲引尚可以辯解分說，但其若與蔡氏後輩有過從交誼，則將成為難以開脫的污點。上文所舉徐秉哲奏章中“日造蔡攸之門，進逐其騃後輩游”之言當然是言官夸年夜，但從袒護蔡攸、傅國華舉薦楊時（傅是蔡氏門客）、楊時屢次向蔡氏舉薦強行父（強本亦是蔡氏姻親）等看，楊時與蔡家後輩確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凡此種種，在楊氏后學的記載中完整被掩往，特別是袒護蔡攸這類在當時惹起過爭論的事務，在楊時去世后采用掩蔽或選擇性忽視的處理方法比不斷開脫息爭釋更好。隨著后學的諱莫如深和史料的缺掉，使得此事逐漸變為“淡煙疏影”拋之于楊時身后，即使宋代文獻中尚殘存一些蛛絲馬跡（如上文所引孫覿、徐秉哲奏疏），隨著楊時位置和光輝抽像的與日俱增，這些“淡煙疏影”的疑點也消散于光環之下，最終被后世遺忘。
再次，是關于差常州市易務事的史法書寫。該事務底本很是渺小，實際楊時也并未到差。但陳淵和胡安國在“不就”二字上的爭端卻很是年夜，因為這恰好關系到了楊時身后抽像的塑造問題。胡安國同心專心想借刪往“不就”二字，畫出個“不卑小官”的“活龜山”。但陳淵一方面不愿接收違背實情的寫法；更關鍵的是差易務事確實卑冗，按胡氏的書寫，年逾七十的宿儒宗師婚配了一個這般的官職，塑造的抽像亦顯不勝，也難免聯想出朝廷輕視之感。雖然胡安國回信中強調本身的寫法不再修正，但最后我們了解陳淵還是修正了墓志行文，將此事完整刪往。從本日歷史抽像的塑造來看，陳淵的目標完整達到，底本差常州市易務事楊時未上，也從來沒有學者會關注此事，甚至良多人不了解有過這樣一個楊時辭往不就的派遣。
但實際極為主要的是，從陳淵本身的敘述可知，年已七十的楊時確實向執政的友人郭慎求致信：“老不克不及辦事，唯求一筦庫為貧耳。”此時楊時雖不至于如孔子困于陳蔡那樣崎嶇潦倒，但也難以使人覺包養網心得得光輝之抽像，這也是陳淵意欲回避的。胡安國的原意是在承認“夫年已七十，欲為筦庫”的現實下，用前賢“遺佚阨窮不憫怨”的話來修飾。其實，胡安國比陳淵更重視楊時身前的事實和年齡筆法，他所進行的書寫是在面對楊時抽像確實有各種晦氣的糾葛下，用勉強高超的筆法比擬，從古賢中尋找比附，借以塑造楊時符合古法的醇儒抽像。但陳淵的選擇往往是掩蓋、掩蔽晦氣信息，僅留下光輝的一面。當然，這點上來說陳淵在塑造楊時身后抽像的實際後果上長短常勝利的。明顯宋代以后，幾乎無人會在對楊時的認知中，出現一個“年已七十，欲為筦庫”困頓抽像。
最后，除了上述人事上的抽像塑造，陳淵等楊時后學在其學術影響、學術位置上也進行了一系列構建。此中比較主要的建構活動有三：一是將胡安國諸人拉進楊時的門人范疇，在學脈譜系中加強楊時位置。二是宣揚以《三經義辨》為代表的楊時的反王著作，樹立楊時終結王學的歷史位置。三是以宣揚程子“吾道南矣”的評價，構建道南學派鼻祖成分。
此中第一點本文已有論述，“胡公安國諸人實傳其學”之言一經出現，立即遭到了胡安國的不滿，而陳淵也在回信中表現歉意。基于湖湘學派在南宋的發展變化，實不是楊氏一門可以牢籠的，在此點上陳淵等的設法天然不成能實現。但風趣的是，后面兩點影響更年夜，且與當時實情相往很年夜，卻在后代的不斷層累建構中實現了。底本這兩個問題很是復雜，非一篇文章可以囊括。但《三經義辨》的問題筆者已有專門的文章討論（見《楊時新考》[43]）；而“吾道南矣”的問題，業師顧宏義傳授亦有《“吾道南矣”說的文獻學考核》[44]一文討論。兩文繁復的推理茲不再贅述，而個中的結論卻可簡逕了了的用來提醒楊時身后學術影響、學術位置上構建事實。
起首，《三經義辨》類似是篇幅較小的條辨札記，陳淵為此書增添了三經原文和王安石《三經新義》的對應文字才僅有三卷，其內容還在于討論王學之掉，解經內容并不詳實，對底本三經的研討意義不年夜，其亡佚的速率比王安石《新義》還快。雖然以陳淵為首的楊時門人積極宣揚，但當時學者多不太重視楊時此書，如朱熹曾批評說：“龜山長于攻王氏，然《三經義辨》中亦有不用辨者，卻有當辨而不曾辨者。”[45]胡安國在撰寫《墓志》時也不愿多作溢美，才有了上文所及陳淵往信請求胡氏再多美言數句之事。
但隨著陳淵將此書進呈及后來楊時名看的不斷進步，此書卻被宣傳成了終結王學的主要著作，如《包養妹宋史·王居正傳》所載：
（楊時）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府。二書既行，全國遂不復言王氏學。[46]
而如筆者所考證：楊時之書影響無限，而王居正的《三經辨學》被進呈朝廷后一向束之高閣，從來沒有在社會中風行過。所謂“二書既行，全國遂不復言王氏學”如此乃是虛言，南宋大批學者解經反而好徵引王安石《新義》。[47]
但《宋史》中相類似的記載，還見《宋名臣言行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玉海》“三經義辨”條等。逐漸后世皆宣說楊時此書對王學產生極年夜沖擊，楊時以此書示王居正，居正作《三經辨學》，從此全國無再言王學者。甚至古人論文亦據此感嘆：此書對王學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感化”。[48]而回顧這種與歷史實際情況截然相反的塑造，當然楊時門人后學，甚至后代表學家們不斷宣傳、建構起了推動感化；但更為主要是楊書的過早亡佚，反而因禍得福地使后世難以知曉此書實際內容。雖然胡安國、朱熹等南宋學者尚曾閱讀此書并還有過負面的評價，但宋代以后這些零碎的信息很快被主流論調掩蔽，而大批碎片化的史料也難以惹起留意。
其次，關于“吾道南矣”的問題，業師顧宏義師長教師在《“吾道南矣”說辨析》一文已詳細論證：“吾道南矣”之語在楊時生前并無，史源年夜體“當出自朱熹所編次的《二程遺書》，隨后又被支出朱熹所編之《伊洛淵源錄》，此外未見包養情婦時人有所引錄或述及”，“道南”之說乃是后人宣傳。[49]楊時去世后，其門人后學為了推重楊氏，宣說楊時為載道而南，獨傳程學的一代宗師。而顧師文章亦指出：“兩宋之際人們對于楊時獨傳二程伊洛之學的說法并不認同”，“所謂宋廷‘既渡江，東南學者推（楊）時為‘程氏正宗’之說，當屬此后道學風行時的追譽之詞罷了。”[50]
但從歷史發展看，有關“吾道南矣”的宣揚和塑造很是勝利，作為官方史籍的《宋史·道學傳》中亦記載此說，而后世更直接將楊時一派定名為“道南學派”，明清學者更撰寫如《道南源委錄》《道南淵源錄》等書愛崇道南之學。道南學派在宋明理學中的道統位置已經無能否認，且對南宋以后的儒學產生了實際性的主要影響。
四、結語
經過上文的論述難免使人驚訝的發現，扣除了高麗國主之事、“吾道南矣”、《三經義辨》終結王學等各種光環，真實的兩宋之交那位一身糾葛、疑謗的楊時抽像，居然和后世觀包養俱樂部念中的相差這般宏大。楊時晚節出處的各種問題、墓志撰寫所中表現出的胡安國與楊氏門人門生之間有關楊時評價和認同的差異、所謂終結王學的代表著作《三經義辨》的虛美、“吾道南矣”說的誣捏等，在在顯示了楊時去世之后其歷史抽像是經過了一系列的建構和塑造，此中有的部門是在陳淵、朱熹等南宋後期、中期完成的，而如《三經義辨》終結王學、“吾道南矣”等觀念是在南宋至明清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層累地建構完成的。只要真正厘清和認知這些問題，才幹客觀、準確的評價和研討底本歷史中真楊時的其人其學。最后仍須強調的是，本文無意對楊時的學術成績、品德位置有任何負面評價或質疑，上述探討的各種問題也不成能影響楊時以及道南學派在道統中的位置和歷史意義。實是因楊時身后抽像的塑造和其生前各種史事的掩蔽，導致在宋代表學史、思惟史中長期存在各種意義不凡而又一向被忽視或混雜的觀念。而本文所作的也恰可借用胡安國所言：想要“畫出一個活底楊龜山”。
注釋
[1]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朱子全書》第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第1057頁。
[2]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北包養網評價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571頁。
[3]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68頁。
[4]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72頁。
[5]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69、2573頁。
[6]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72頁。
[7]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72頁。
[8]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69頁。
[9]楊時撰，林海權點校：《楊時集》，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9頁。
[10]孫覿：《鴻慶居士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3年，第1135冊，第87頁。
[11]張端義：《貴耳集》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4頁。
[12]《靖康要錄》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3年，第329冊，第531頁。
[13]曾協：《云莊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3年，第1140冊，第300頁。
[14]《楊時集》，第1144頁。
[15]《楊時集》，第1135頁。
[16]《楊時集》，第1149頁。
[17]《楊時集》，第1153頁。
[18]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3年，第892頁。
[19]陳淵：《默堂集》卷十七，《全宋文》第153冊，上海：上海辭書出書社，2006年，第216頁。
[20]《楊時集》，第608頁。
[21]《楊時集》，第606頁。
[22]《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蔡翛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732頁。
[23]《楊時集》，第1134頁。
[24]《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第1057頁。
[25]《楊時集》，第1151頁。
[26]《伊洛淵源錄》卷十《龜山墓志辯》，第1056頁。
[27]陳淵：《默堂集》卷十七，第219頁。
[28]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百一，第2587頁。
包養價格ptt[29]《楊時集》，第1135頁。
[30]陳淵：《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頁。
[31]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龜山墓志辯》，第1055頁。
[32]陳淵：《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頁。
[33]陳淵：《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頁。
[34]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第1057頁。
[35]《楊時集》，第1143頁。
[36]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第1057頁。
[37]《楊時集》，第1146頁。
[38]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十九，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495頁。
[39]陳淵：《默堂集》卷十七，218頁。
[40]朱學博：《楊時新考》，《孔子研討》2017年第6期，第88頁。
[41]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第1057頁。
[42]黎靖德：《朱子語類》，第2573頁。
[43]朱學博：《楊時新考》，《孔子研討》2017年第6期，第88頁。
[44]此文原載《宋史研討論叢》第12輯，后又支出《宋事考論》一書（華中科技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第323—343頁），題為《“吾道南矣”說辨析》。
[45]黎靖德：《朱子語類》，第3099頁。
[46]《宋史·王居正傳》，第11737頁。
[47]朱學博：《楊時新考》，第97頁。
[48]彭國翔：《楊時考論》，《晚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臺北：臺灣允晨文明無限公司，2013年，第41頁。
[49]顧宏義：《“吾道南矣”說辨析》，《宋事考論》，武漢：華中科技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第324頁。
[50]顧宏義：《“吾道南矣”說辨析》，第337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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