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栻包養留言板的道統思惟及其對儒家境統傳承的貢獻
作者：毛麗婭（四川師范年夜學歷史文明與游玩學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1期
摘 要：中國道統意識自古有之，仁義之道構成了儒家境統思惟的焦點內涵。張栻主張傳儒家圣人之道，認為“仁”為四德之長，強調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張栻論及儒家境統之傳，推尊周敦頤、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間，張栻已經構成周敦頤、二程、張載等北宋諸儒的道統思惟；以儒家經典為載體、以書院為基地講學授徒、立祠供祀倡揚儒家境統，重視義懂得經、開義利之辯，強調傳道濟平易近、經世致用，對儒家境統傳承與發展做出了主要貢獻。
關鍵詞：張栻； 道統思惟； 仁說； 周敦頤； 二程；
關于“道統”研討，新中國樹立以來，馮友蘭、張立文、湯一介等學者在20世紀60年月已有關于“治統”與“道統”的討論【1】。改造開放以后，有包養行情關道統、道統思惟的研討結果逐漸增多。學界確定朱熹對儒家境統思惟體系樹立的貢獻，但對張栻的道統思惟卻著墨未幾，其在道統史上的位置多為朱熹掩蔽。近年來學界對張栻的相關研討已有進展，在論及宋代道統論、朱熹道統論及相關研討時兼及張栻。如american漢學家田浩關注到張栻在南宋道學史上的位置。【2】德國學者蘇費翔認為12世紀開始用于學術傳統的“道統”，李流謙在寫給張栻的父親張浚的一封信中應用了“道統”一詞，并考據這一用法在1164年（張浚去世）之前，比朱熹用“道統”一詞的時間更早。【3】胡杰也通過對陳平甫與張栻交通的研討，包養管道考證陳平甫與張栻交通提出“道統”的時間比朱熹更早【4】。陳逢源在論及朱熹與張栻融通“靜”“敬”，辨析“中和”“仁說”，完成學脈聯結【5】。今朝從儒家境統傳承的維度對張栻研討還不夠，本文擬在已有研討基礎上，探討張栻的道統思惟及其貢獻。
一、道統之道：主張傳儒家圣人之道
自孔孟始，儒家思惟中便有了道統意識。自從唐代韓愈提出道統說以來，歷來論說道統者都從“道”與“統”兩個方面來懂得。從儒家境統之道而言，“仁”是儒家思惟的基礎范疇，孔子倡導仁，孟子提出仁義之道，主張暴政，仁義之道構成了儒家境統思惟的焦點內涵。唐代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命名，道與德為虛位。”到宋代，仁說也是儒家境統的焦點。張栻對儒家境統的重視，同樣體現在對儒家境統思惟焦點內涵的論說。在張栻的思惟體系中，仁說也是焦點。他在《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說：“蓋欲成績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平易近也。”張栻所言“傳斯道”顯然是傳儒家圣人之道，“至于孔子，述作年夜備，遂啟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異？曰仁也。仁，人心也，任性立命，知全國而宰萬物者包養ptt也……善乎，孟子之得傳于孔氏，而發人深切也！”【6】明確指出孔子開萬世無窮之傳，孟子之得傳于孔子。
張栻的仁說不僅散見其眾多著作，並且，張栻專門編著有《洙泗言仁》。根據《張宣公年譜》，該書成書于乾道六年（1170）。乾道七長期包養年（1171），張栻作《洙泗言仁序》。乾道九年（1173），“朱公元晦作《仁說》，公連與書詰難釋疑。”同年，張栻“刊定自撰《仁說》”，并“改易《言仁》諸說。”期間圍繞“仁”說，張栻與朱熹之間、朱熹與范伯崇、吳晦叔之間多有書論往復，從中也不難看到張栻仁說的變化。
（一）仁為四德之長
張栻將仁與義、禮、智并論，認為“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文集》卷一八《仁說》，《張栻集》，第1031頁）仁為人道四德之一，並且，論及四德之間的關系時，認為仁是基礎，“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六合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能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于情，則為惻隱、羞惡、長短、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格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格者也。”（同上，第1031-1032頁）認為為仁的關鍵是“低廉甜頭”，“是以為仁莫要乎低廉甜頭，己私包養app既克，則廓然至公，而其愛之理素具于性者無所蔽矣。”認為仁、義、禮、智四德是由仁來推動的，“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長短之端達，其名義地位固不容相奪倫，但是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包養金額兼能而貫通者矣……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低廉甜頭為道乎！”（同上，第1032頁）闡述了“求仁”的主要和“低廉甜頭”的關鍵。張栻在孟子的“人心”基礎上引出低廉甜頭求仁之方。
（二）以心性言仁
張栻重視“心”的位置與感化。“是以孟子于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同上，第1032頁）“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則異，而體則同”（《南軒師長教師孟子說》卷七《盡心上》，《張栻集》，第585頁）。顯然，張栻已將主體的“心”本體化，“心”不僅為萬事之宗，並且能統攝天理，也能主宰人道，認為“心與理一”“心統萬理”。張栻分歧意業師胡宏“性無善惡”的說法，主包養網ppt張“性無不善”。張栻的《仁說》獲得了朱熹的確定，“《仁說》清楚簡當，非淺陋所及。”但朱熹同時對張栻甜心寶貝包養網的《仁說》提出了一些疑義，認為張栻“視全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認為“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若何視物為心耶？”7朱熹并不認同張栻的心與仁一、類聚言仁的觀點，這也恰是張栻仁觀與朱熹仁觀有所分歧之處。不過，朱熹在此基礎上也論及以愛推仁的需要性。
朱熹《答呂伯恭》說：“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文集》卷三三《答呂伯恭》，《朱子全書》，第1440頁）看得出朱熹對《洙泗言仁》的出書并不滿意。朱熹《答呂伯恭別紙》云：“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于舊文頗有所改易，然于愚見亦另有未安處。”（《文集》卷三五《答呂伯恭別紙》，《朱子全書》，第1526頁）又《答呂伯恭》云：“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正得稍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復之意刊定矣。”（《文集》卷三三《答呂伯恭》，《朱子全書》，第1446頁）由此可知，張栻接收了與朱熹往來書論的意見，對《洙泗言仁》進行了一些修正，朱熹對修正后的簿本在確定其勝過前本的同時，也吐露出包養ptt他對《洙泗言仁包養網VIP》仍有分歧其意之處。這從某種意義上表白張包養妹栻對朱熹的觀點有吸納也有保存，張栻的仁觀以心性言仁，其仁觀呈現出本身的特點。張栻把仁與性相聯系，他說：“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性之中只要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文集》卷一八《仁包養網推薦說》，《張栻集》，第1031頁）張栻以性言仁，認為仁、義、禮、智四德是人道本有，是性之體。並且強調“兼能而貫通”，將以愛言仁、以公言仁、知覺言仁統一了起來，以人心融會朱熹、胡宏的仁說，體現出湖湘學派性本體論的特點。
（三）知仁而求仁
張栻認為起首要知仁，他在《答朱元晦書秘書包養妹》中說：“《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預，如未嘗下博學篤志、包養意思切問近思功夫，便做仁在此中矣。想象此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道者講包養網車馬費之，庶幾不錯路頭。”（《文集》卷二一《包養網ppt答朱元晦書秘書》，《張栻集》，第1087-1088頁）這也恰是張栻編著《洙泗言仁》的緣由，認為六合之心存乎人便是“仁”，並且強調不僅要“言仁”，並且要“求仁”（《文集》卷一四《洙泗言仁序》，《張栻集》，第971頁）。認為學者貴在盡心“求仁”、實踐仁。“圣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于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于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年夜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文集》卷九《桂陽軍學記》，《張栻集》，第889頁）這般培養傳道濟平易近、經世致用之人才。呂祖謙評價張栻說：“張荊州教人以圣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圣賢之語言。”【8】明末清初思惟家黃宗羲評論張栻“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9】。而要“求仁”、實踐仁，張栻認為最難莫過于“低廉甜頭”，指出躬行仁義品德的主要性。在張栻看來，人之善在于仁義禮智的存有、生發。張栻進一個步驟解釋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性之一切，而萬善之宗也。”（《南軒師長教師孟子說》卷六《告子上》，《張栻集》，第537頁）正因為立人之道在于仁義，為此，張栻畢生教導實踐都努力于傳儒家仁義之道。
張栻的仁觀前后有變化，晚期重要受胡宏的影響，編著《洙泗言仁》并作《洙泗言仁序》后，受朱熹的影響較年夜，不過，張栻的仁觀也體現其思惟自成一派（湖湘學派）的特點，即便乾道九年（1173）改易過的《洙泗言仁》，在朱熹看來，“然于愚見亦另有未安處”，朱熹本身也說與張栻仁說論辯最后僅“一二處未合”。可見張栻與朱熹對彼此仁說的重視，同時也可見張栻對朱熹的觀點也有不認同之處，這也是張栻對本身學術觀點的堅持。此外，張栻的仁觀也是在與朱熹等學者往復的論辯中發展的。
二、道統之傳：推尊周敦頤、二程
從儒家境統傳承上言，張栻與朱熹同續儒家正統。紹興三十一年（1161）張栻在衡山拜二程的再傳門生、有名理學家胡宏為師，問河南程氏學。朱熹說：“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尋思，殆忘寢食。”（《文集》卷七五《中和舊說序》，《朱子全書》，第3634頁）張栻的仁觀直接收其業師胡宏的影響。胡宏認為，言與道不成分離，主張知圣人言、悟圣人性，評論張栻著《希顏錄》“有志于道”。胡宏在《與張敬夫書》中認同“仁豈易言哉！須會于言意之表，而的然有見焉，可也。”【10】黃宗羲《宋元學案》也認為“南軒之學得之五峰”（《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附錄》）。
唐代韓愈明確提出堯—舜—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統傳承譜系。張栻推尊周敦頤、二程（程顥、程頤），而周、二程上承孟子，這一譜系也是朱熹建構的統緒。朱熹《伊洛淵源錄》定周敦頤為宋代道學開山，認為儒家境統是以周敦頤、二程上承孟子的，而本身又繼周、程為儒家正統。《伊洛淵源錄》成稿于乾道九年（1173）（約從七月起開始編纂，至十一月已成稿）。淳熙六年（1179）四月，朱熹《知南康牒》說：“濂溪師長教師虞部周私心傳道統，為世先覺。”【11】蘇費翔《宋人性統論》認為這是朱熹初次提出“道統”一詞。【12】
不過，早在乾道元年（1165）八月，張栻《跋希顏錄》中已言及道學之傳，“自孟子之后，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師長教師、橫渠張師長教師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師長教師則又盡發其年夜全”（《包養價格文集》卷三三《跋希顏錄》，《張栻集》，第1277頁）。雖然這里沒用“道統”一詞，但在張栻看來，孟子之后至宋朝由周敦包養網心得頤接續、二程進一個步驟闡發孟子微言年夜義是明白的。
張栻在《答陳平甫》中引陳平甫語：“欲請足下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前所舉十四圣人概為作傳，系以道統之傳，而以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師長教師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以下及國朝程門諸賢凡有見于道、有功于圣門者，各隨所得，表出其人，附置傳末，著成一書。”陳平甫建議張栻為十四位圣人作傳，“系以道統之傳”，并將宋朝周敦頤、二程、張載等諸師長教師附其后。“洙泗門人至兩漢以下至宋朝程門諸賢”均列出，附置傳末。張栻回復說：“某晚學，懼不克堪也。若曰裒類圣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文集》卷三〇《答陳平甫》，《張栻集》，第1228頁）從張栻對陳平甫請其著書的建議答復來看，張栻雖然自謙，但看得出他對陳平甫的建議是認同的。據japan(日本)學者高畑常信《張南軒年譜》，張栻《答陳平包養情婦甫》是其40歲（乾道八年，1172年）時的書信【13】。又據胡杰考證，該書信作于公元1172-1173年間【14】。這般看來，張栻與陳平甫的交通至遲在該書信中已觸及接續、傳承儒包養留言板家境統的問題。朱熹編纂《伊洛淵源錄》的設法也獲得了呂祖謙的支撐。朱熹在《答呂伯恭》中說：“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正人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文集》卷三三《答呂伯恭》，《朱子全書》，第1438頁）就此而論，宋代道學脈絡的建構，可以說是當時理學家的配合關切，反應了理學家們振興儒學的責任與擔當，朱熹是其集年夜成者。張栻《答陳平甫》還表白以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學者較早表現出構建傳承圣人之道的道統意識，從張栻對“道統之傳”的思慮來看，其貢獻重要體現在：
一是推尊周敦頤，確立其開宋代道學之傳的位置。張栻師從胡宏，其道統譜系是在湘學學統的基礎上構建的，其學統與道統是分歧的。淳熙五年（1178），張栻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師長教師祠堂記》【15】，開篇就指出周敦頤實出于舂陵的地區佈景，不過，張栻將宋代治統與周敦頤接續道統聯系起來，顯然又衝破了地區限制，表白濂溪又不僅僅是湖湘學派的，“宋有全國，明圣相繼，承常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看。于是時，濂溪師長教師實出于舂陵焉。”接著張栻從儒家學脈淵源上明確指出周敦頤接續孔孟學統，在宋朝道學史上具有開真個感化，“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師長教師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師長教師之澤，其何有窮哉！”認為孔孟圣人之道復明于千年之后，實始于周敦頤，由二程兄弟闡發微言年夜義。確定周敦頤上承孟子，開創宋代道學之傳的感化，“然則師長教師發端之功，顧不年夜哉！”（《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師長教師祠堂記》，《張栻集》，第906-907頁）張栻《周子太極圖解序》確定周敦頤在宋代道學史上的發端位置，《太極圖解后序》具體論及二程師長教師受周子《太極圖》的影響。《永州州學周師長教師祠堂記》也強調二程師長教師唱明道學，承傳孟氏千載不傳之道時，確定周師長教師的發端感化，“而論其發端，實自師包養行情長教師”（《文集》卷一〇《永州州學周師長教師祠堂記》，《張栻集》，第912頁）。張栻《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強調孔孟之后，圣學不明，而千載后有周師長教師突起，“獨得微旨于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孔孟之意于以復明。”（《文集》卷一〇《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張栻集》，第916頁）。
二是推重二程，強調其在宋代道學史上的主要位置。盡管在張栻構建的宋代“道”的傳承脈絡中，周敦頤發其端，但在闡發孔、孟微言年夜義方面，二程具有主要位置。張栻認為，凡儒士以孔、孟為宗，孟子繼承孔子學說，提出仁義之道，發展出完全的心性論。張栻推重孟子，反復言及“孟子沒，圣學掉傳”，宋興百年后有年夜儒二程兄弟出于河南，“發今天地之全、前人之年夜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乃至知篤敬為年夜學始終之要領。”（《文集》卷一二《敬齋記》，《張栻集》，第937頁）他在《洙泗言仁序》同樣強調孔、孟圣人之道“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文集》卷一四《洙泗言仁序》，《張栻集》，第970頁）。張栻在《答陳平甫》中感嘆，“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師長教師始得其傳于千有余載之下，今二師長教師之言雖行于世，然識其真者或寡矣。夫二師長教師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罷了”（《文集》卷二六《答陳平甫》，《張栻集》，第1157頁）。認為二程師長教師之言是闡發孔孟之道，“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進堯舜之道。于是道學之傳，復明于千載之下”（《文集》卷一四《論語說序》，《張栻集》，第969頁）。這里從儒家境統傳承的角度，強調二程在道統史上的主要位置，“推明究極之，包養網單次廣年夜精微，殆無余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致于圣，治不成以不本于學，而品德生命初不過乎日用之實”（《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師長教師祠堂記》，《張栻集》，第907頁）。
三是張栻與朱熹彼此論辯、互有生發，配合推動了宋代學術的發展和儒家境統的重建。張栻與朱熹皆為二程四傳門生，二人是同時代有名理學家。張栻對朱熹以兄相稱，其思惟互有生發，互有影響。張栻對朱熹的影響可從朱熹《與曹晉叔書》可知：“熹此月（玄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文集》卷二四《與曹晉叔書》，《朱子全書》，第1089頁）朱熹在答張栻《詩送元晦尊兄》亦說：“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渺難名論。”又在《包養軟體祭張敬夫殿撰文》中述及他與張栻之間的學術交通：“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于年夜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糾，于是相與商討以究之，而又相厲以逝世守也。”（《文集》卷八七《祭張敬夫殿撰文》，《朱子全書》，第4074頁）彼此為情投意合，通過辯學，促進了彼此學術的發展，正如宋人杜杲所說：“南軒師長教師張氏，文公（朱熹）所敬，二公相與發明，以續周、包養違法程之學，于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漢之沛。”【16】
可以說，在乾道年間，張栻已經構成周敦頤、二程、張載等北宋諸儒的道統思惟包養網dcard。張栻非常推尊周敦頤、二程，強調周敦頤的道學開山位置、周敦頤為二程學術來源，從而對宋代道學脈絡建構有推動感化，并將治統、學統、道統給合起來，從而將周敦頤納進以二程為焦點的傳承譜系。周敦頤、二程作為孔孟道統的承傳者，張栻與朱熹的見解是分歧的，所分歧的只是各學派又往往把本學派先師看作周、程道統的繼承人，以示其正宗。如朱熹的門生推重朱熹，以朱熹為當世傳人，而彭龜年則將其業師張栻看作周、程道統的正傳，以強化張栻的道統位置。【17】
三、傳道之方：經典、書院、祠堂
張栻重視儒包養網推薦家經典及其義理闡釋，并較早以書院為基地傳道、立祠供祀倡揚道統。
（一）著書立說傳道
由于“微言著于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成泯也。善學者求諸此罷了。”（《文集》卷九《桂陽軍學記》，《張栻集》，第888頁）“求之之方，載于孔孟之書”（《文集》卷九《袁州學記》，《張栻集》，第883頁）。為此，張栻非常重視對儒家經典及其義理闡釋。
誠然，朱熹的道統論以“四書”為中間，實際上，張栻對《易》、“四書”也很重視，儒家經典是其主要思惟資源。張栻《希顏錄》就是《論語》《易》《中庸》《孟子》中所載顏淵言行的輯錄。《跋希顏錄》述及《希顏錄》的成書過程：“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師長教師之論，以及于濂溪、橫渠與夫二師長教師門人高弟之說，列為一卷。”（《文集》卷三三《跋希顏錄》，《張栻集》，第1277頁）張栻考《易》與《年夜學》之義，作《艮齋銘》，認為“《易》與《年夜學》，其義一也。”（《文集》卷三六《艮齋銘》，《張栻集》，第1308頁）他愛崇《論語》，贊頌《孟子》，著有《論語說》《孟子說》《中庸解》等。
張栻在與朱熹的往復書信中對《中庸》《年夜學》均有討論，“《中庸》《年夜學》中三義，復辱詳示，今皆無疑”（《文集》卷二三《答朱元晦》，《張栻集》，第1115頁）。他對《年夜學》“格物”之說進行闡發，認為“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功夫處”（《文集》卷二六《答江文叔》，《張栻集》，第1161頁）。張栻更重視“格物”的環節，與其老師胡宏有所分歧，他在《答直夫》中認為，年夜學之道，重要的是格物致知，“故年夜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文集》卷二七《答直夫書》，《張栻集》，第1177頁）強調格物致知的主要，“至于物格知至，而仁義禮知之彝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伴侶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無不宜者”（《文集》卷九《邵州復舊學記》，《張栻集》，第885頁）。並且認為致知力行是互為生發的，“致知力行，相互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氣質可得而化也”（《文集》卷一五《送鐘尉序》，《張栻集》，第994-995頁）。
張栻在《論語說序》中認為“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圣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粗略則亦可睹焉。”（《文集》卷一四《論語說序》，《張栻集》，第969頁）張栻《孟子說》七卷，乾道四年（1168）開始編，乾道九年（1173）完成。張栻主張從孔孟之書學習日用倫常，他說：“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進。”強調從孔孟之書中學習仁、義、禮、智四德。主張致知力行要體現在“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致于讀書考古，茍知所用力，則難道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于孝悌忠信之所發，形于事而后為行乎？”（《文集》卷二六，《張栻集》，第1167頁）
張栻通過著書立說，傳儒家圣人之道。一是強調義懂得經。雖然張栻英年早逝，但著作宏富，重視對儒家經典義理的闡發。並且由于他強調“為己之學”的求學目標和“切己體察”的求學方式，是以，張栻在解經時所闡發的義理就往往與本身的內在心性有關。張栻在岳麓書院、城南書院講《孟子》，在《講義發題》中特別強調以孔子的為己之學解說《孟子》。他說：“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難道為己也。”（《張栻集》，第311-312頁）張栻主張先察識后涵養的品德修養方式，他在解《孟子》時，對先察識后涵養的品德修養方式進行了具體闡述。張栻強調已發功夫，主張察知本體已發后所表現的端緒，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充存養。
二是開義利之辯。張栻認為“學莫先于義利之辯。義者，本意天良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宋史》卷四二九《張栻傳》）張栻在《孟子講義序》中說：“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進，愚以為莫先于義利之辯。”（《文集》卷一四《張栻集》，第971頁）張栻主教岳麓書院，開公私義利之辯，“示學者以公私義利之辯”。朱熹《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也載：“潭州故有岳麓書院……公（劉珙）一新之，養士數十人……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栻敬夫時往游焉。與論《年夜學》次序遞次，以開其學者于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文集》九七《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朱子全書》，第4492頁）
張栻通過闡發《論語》《孟子》的有關命題，將義利之辯置于理欲、公私之辯中往考核。張栻認為“正人心存乎全國之正義，君子則求以自便其私罷了”（《南軒師長教師論語解》卷二《里仁》，《張栻集》，第130包養價格ptt頁），將“義”解為“全國之正義”，“利”則為一己之“私”，義與利成為正人與君子的分別。又說：“夫善者，天理之公。”“至于利，則一己之私罷了”（《南軒師長教師孟子說》卷七《盡心上》，《張栻集》，第603頁），強調為學應該從明辨義利進手，盡力修養，以致“私欲盡而天理純，舜之所以圣者，蓋可得而幾矣”（同上，第604頁）。他還用“無所為而然”和“有所為而然”來進一個步驟詮釋義利之分。張栻還將“義利之辯”與為己、為人、為國聯系起來解《孟子》。認為“義利之說年夜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為國家者而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釁而啟禍源”（《文集》卷一四[附錄]《孟子講義序》，《張栻集》，第974頁）。張栻特別重視理學與經世的結合，他指出：“義利之辯年夜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全國國家，一也。”（《南軒師長教師孟子說》卷首《講義發題》，《張栻集》，第312頁）在討論義理之學時，同時亦將其視為經世之學。張栻的義利觀，上承二程，卻又不乏本身的見解，朱熹高度確定張栻用“無所為而然”來釋“義”，張栻的義利觀也為南宋真德秀承襲。
（二）以書院為基地講學授徒傳道
乾道元年（1165），劉珙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重建岳麓書院，次年景，請張栻作記并主教此中，是年張栻三十四歲。從此，張栻來往于城南、岳麓二書院講學授徒、傳道授業。在“乾淳之盛”時期的諸位理學家中，張栻最早應用書院作為研討、傳播理學的基地。張栻主教岳麓書院前后八年，確立了傳道濟平易近的人才培養目標，“得時行道，事業滿全國”（《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張栻集》，第901頁），“傳斯道”與“濟斯平易近”相輔相成。
張栻主教岳麓書院期間，書院祭奠先賢也是倡揚道統的主要途徑。岳麓書院剛建時即辟有專祀孔子的禮殿，南宋初張栻主教書院時依然這般。除延續岳麓書院的講學、躲書和供祀外，張栻還開展學術交通與研討，使教學與學術相得益彰。
張栻以書院為基地，傳播理學，培養了一批經世致用之才，如吳獵、彭龜年、游九言、游九功、陳琦、張忠恕等。朱熹說：“岳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文集》卷二四《與曹晉叔書》，《朱子全書》，第1089頁）黃宗羲評價說：“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第1611頁）岳麓書院在促進南宋學術、教導發展、儒家境統傳承方面做出了嚴重貢獻。
（三）立祠供祀濂溪、二程，倡揚儒家境統
張栻作為湘學學統、儒家境統的建構者，他為周敦頤建祠作記，無疑表白了他的學統觀念和道統意識。由于湖湘學者對周敦頤的鼎力推重，從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在周敦頤故鄉道州建濂溪祠開始，以后又在他宦游的處所建有多處濂溪祠。張栻是湖湘地區創建濂溪祠以承傳學統、道統的主要人物。從南軒師長教師文集中可見，張栻為祭奠周、二程三師長教師建祠作記不少，如淳熙二年（1175）張栻在靜江府學明倫堂旁建“三師長教師祠”并作記，祭奠周敦頤、程顥、程頤三位理學宗師，同年作《韶州濂溪師長教師祠堂記》；淳熙五年（1178）張栻知袁州，又建三師長教師祠，請朱熹作記；同年道州重建濂溪周師長教師祠成，張栻為之作記；淳熙六年（1179）朱熹守南康時創建濂溪祠，請張栻作記。
不難看出，當時推重周、二程三師長教師，為之建專祠或合祀三師長教師的祠堂已是廣泛現象，其目標張栻說得很明白，是使學者可以旦夕企盼、傳承學術傳統。如乾道九年（1173），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之閣”（朱熹定名），“命工人繪濂溪周師長教師、河南二程師長教師之像寘于此中，使學者得共旦夕企盼焉。”張栻為之撰寫銘文，強調宋代道學由周子發其端，二程闡揚光年夜，并說：“揭名傳心，詔爾后人。咨爾后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文集》卷三六《張栻集》，第1314頁）道出了建祠供祀三師長教師的目標，延續學統、承傳道統。淳熙二年（1175），張栻在靜江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師長教師祠，“濂溪周師長教師在東序，明道程師長教師、伊川程師長教師在西序。繪像既嚴。”（《文集》卷一〇《三師長教師祠記》，《張栻集》，第918頁）道州重建濂溪周師長教師祠堂，合祀二程師長教師像，“二程師長教師之像列于此中，規模周到，稱其尊事之實”（《文集》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師長教師祠堂記》，《張栻集》，第907頁）。張栻淳熙六年（1179）為之作記，強調了周敦頤的奠定感化。可見，這些在其誕生地、宦游地、講學地以及在處所州學、府學、縣學及紀念地或在各地書院樹立的專門祭奠理學家的祠堂，實際上也成為了傳播理學、承傳道統的主要場所。
四、結語
從儒家境統發展史上審視張栻的道統思惟及其貢獻，有助于更周全懂得南宋時期理學家群體重構儒家境統的盡力，在確定朱熹建構道統思惟體系的貢獻時，也看到同時代其他理學家的盡力。張栻對儒家境統仁義之道的闡釋，他與朱熹等人之間的學術交通與往復書論對彼此學術的影響，推動了南宋學術的發展和宋代道學脈絡的樹立。朱熹在祭張敬夫時說：“嗟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但是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余年，末乃同歸而分歧。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圣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年夜則行躲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文集》卷八七《祭張敬夫殿撰文》，《朱子全書》，第4075-4076頁）張栻與朱熹之間圍繞本體論、心性論、品德修養論所進行的一系列辯學，雖然觀點紛歧，但通過會講、書傳交通，彼此生發、彼此影響，促進了南宋學術的發展，促包養意思進了宋代表學史上的“乾淳之盛”。
仁說是張栻道統思惟的焦點。張栻傳儒家圣人之道，“仁”為人道四德之長，強調知仁義禮智以明人倫、知仁而求仁。張栻溝通了仁與性之間的關系，以心性言仁、以心統性格。張栻論及道學之傳，不僅強調二程在傳孔孟之道中的中間位置，並且推尊周敦頤開宋代道學之傳，強調周敦頤推本太極，為二程的思惟來源。張栻著書立說傳道，以儒家經典為載體、以書院為基地講學授徒傳道、立祠供祀周敦頤、二程三師長教師，倡揚儒家境統，重視義懂得經，開義利之辯，強調傳道濟平易近、經世致用，對儒家境統傳承與發展做出了主要貢獻。
注釋
1 馮友蘭：《關于孔子討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哲學研討》1963年第6期；張立文：《論“治統”與“道統”的關系——評馮友蘭的“君師分開”論》，《江漢學報》1964年第4期；湯一介、莊卬、金春峰：《論“治統”與“道統”》，《北京年夜學學報》1964年第2期。
2 [美]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陜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第46頁。
3 [德]蘇費翔、[美]田浩：《文明權力與政治文明——宋金元時期的〈中庸〉與道統問題》，中華書局，2018年，第86-87頁。
4 胡杰：《陳平甫與張栻交通提出“道統”時間考》，蔡方鹿主編：《道統思惟與中國哲學》，國民出書社，2017年，第459-471頁。
5 陳逢源：《朱熹與張栻之義理辨析與學脈建構——中和·仁說·道統》，《四川師范年夜學學報》2019年第4期。
6張栻：《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張栻集》，中華書局，2015年，第900頁。
7朱熹：《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三二《答欽夫〈仁說〉》，《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包養價格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1418頁。
8《黃氏日抄》卷四十《讀本朝諸儒理學書·東萊師長教師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9《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附錄》，中華書局，1982年，第1635頁。
10胡宏：《與張敬夫》，《胡宏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30頁。
11《文集》卷九九《知南康牒》，《朱子全書》，第4582頁。
12關于朱熹初次用“道統”一詞的時間學界說法紛歧，如陳榮捷師長教師認為淳熙十六年（1179）《中庸章句序》定稿，將道統連詞，初次采用“道統”（陳榮捷：《東方對朱熹的研討》，《中國哲學》第五輯，三聯書店，1981年，第208頁）；余英時師長教師論述朱熹最早用“道統”一詞的例子是公元1181年《書濂溪光風霽月亭》中提到道統，不過認為此處用“道統”二字的意義尚不明確（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年夜夫政治文明的研討》，三聯書店，2004年，第14頁）；蘇費翔提出朱熹《南康牒》運用“道統”一詞比余師長教師所提出的1181年的例子早兩年（蘇費翔：《宋人性統論——以朱熹為中間》，《廈門年夜學學報》2015年第1期）。
13[日]高畑常信：《張南軒年譜》，鄧洪波輯校：《張栻年譜》，科學出書社，2017年，第130頁。
14胡杰：《陳平甫與張栻交通提出“道統”時間考》，蔡方鹿主編：《道統思惟與中國哲學》，第459-471頁。
15胡宗楙：《張宣公年譜》，鄧洪波輯校：《張栻年譜》，第87頁。
16《重建張南軒師長教師祠堂記》，《南軒師長教師文集》卷七附，叢書集成初編本。
17如彭龜年詩云：“世無鄒孟氏，圣道危如絲。……偉然周與程，振手而一麾。源流雖未遠，淆濁亦已隨。公如一陽復，冷烈已可知。文雅續以傳，歲晚非公誰？傷哉后來者，此世亡此師。”（《止堂集》卷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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